第一讲 导言及卷一

（1957年3月26日）

施特劳斯：……柏拉图《王制》的古希腊语篇名是politeia，该词通常被译作constitution［宪法/宪制/构造］。这个译名不仅意指我们所理解的structure［结构］，而且意指整个生活方式。不过，我愿将politeia直译为regime［政制］。这个译名某种程度上更为宽泛，而且可以指涉整个政治和社会秩序。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说是polity［政体］，但这仅只是politeia的英语化译法。当你们说民主（democracy）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组建政府（government）的程序时，民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种政制。我们在后面阅读和讨论《王制》时还会提及这些词语。

因此，这本书的篇名表明了它的主题是政制——全方位、综合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过，这篇对话几乎在开篇的位置便声称，其主题是正义（justice）。很显然，正义和politeia［政制］并非同一事物。然而，你们这些熟悉这本书的人会知道二者在《王制》中建立起来的关联。有关于此，你们几乎都能猜到这是什么。那么，政体和正义在《王制》中是什么关系呢？

学生：我觉得您是想说，二者之间存在双重关系：（a）为了理解正义，你必须提出政治方面的种种问题，以及（b）正义最终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秩序中才能实现。

施特劳斯：就我当前的目的而言，这已经过于复杂了。我想说的是，这两样事物会在正义的城邦（the just polis）这个观念中相遇。不过，正义的城邦是指最好的城邦。因此，《王制》关注的是最好的城邦或最佳政制。当然，这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而且，这本书的主题有时也会被说成是“理想社会”或是一种对于“乌托邦”思想的研究。这是表述柏拉图笔下最佳政制问题的两种方式。相较“理想社会”，“乌托邦”这个术语更为接近柏拉图的意思，因为“乌托邦”这个术语是由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所造，而他对柏拉图思想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乌托邦”意指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事物。柏拉图所理解的最佳政制就是一个这种意义上的“乌托邦”，即它并不一定拥有一处存身之地，它没有必要存在于任何地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乌托邦”这个词更为新近的意思——这样一个地方只是一个由想象虚构的事物——上来使用它的话，最佳政制又不是一个“乌托邦”。对柏拉图而言，最佳政制是人的自然天性所要求的政制。我们不要试图忽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因此，最佳政制是人的自然天性所要求的政制，而它并不一定实际存在。

当然，有人肯定会提出以下问题，即这与我们作为政治学家或政治分析家对实存的种种社会的关切有什么关系呢？请让我非常简要地对此做出说明。一切政治行动皆与改进（improvement）或保存（preservation）有关。改进意味着变得更好，保存则意味着保持已被证明令人满意的东西。因此，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涉及更好或更坏的问题。人们不可能在没有关于好或坏的概念的情况下谈论更好或更坏。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不可能在心中毫无何为蓝色的概念的情况下谈论更蓝。因此，所有的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都与好和坏有关。问题在于，我们平常对于好和坏的看法无疑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不管怎样，我们甚至可能还会在我们所思考的事情上犯错。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这种事物称为关于好和坏的意见。

不过，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好和坏时，寻求关于好和坏的知识的需求也就出现了。而完满的知识，关于好和坏的臻于完善的知识，就是最佳政制。一旦了解了最佳政制，我们就会全面地了解与最重要和最全面的事务相关的政治上或属人（humanly）的好是什么。所以，柏拉图在《王制》中提出的问题［即最佳政制问题］一点儿也不奇怪，而且它在经过处理后，可以被任何一个12或14岁的孩子所理解。此外，以下这一点也能轻易地变得清晰起来，即这是一个有其必要的问题。不过，困难也就这样产生了。

假定它就是一个有其必要的问题，那么我们能回答它吗？当今社会科学内部的主流观点是，这个问题无法作答。在作为社会科学家而非人类的我们看来，这自然导致了一个障碍。潜藏于柏拉图的问题无法作答这一观点背后的原因可归为两派。其中一派——我们可称之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所有的价值问题都无法从理性得到论证。最佳政制问题显然是一个价值问题，因此它是无法得到答案的。换言之，实证主义建立在价值和事实的区分之上，只有关于事实的问题才被认为可能会有一个理性的或科学的答案。价值问题则超出了这个领域。举个例子，如果你说有个人6英尺（译注：约1.83米）高，那么你的陈述只是一个事实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你说他看起来很有才智，那么你就是在做所谓的价值判断，而这样的判断不是一个科学的判断。

另一派更为理智和有趣，他们认为柏拉图的这个问题无法作答乃是因为，所有关于好和坏——最终是关于真和假——的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并非对所有可被称为人的人都显而易见，而只对特定种类的人显而易见，比如西方人、希腊人、美国人，诸如此类。现在尚还不是延伸讨论这一点的时间和地点，但我想讲清楚的是，不仅科学的社会科学家，甚至具有更为广阔视野的人，都否定了回答柏拉图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低估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集体性弊端（collective evil）的力量。虽然随着课程的推进，我们可能有机会更深入地研究这种思想路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希望你们能牢记于心。我要提醒你们一个事实，即柏拉图的基本前提——也就是最佳政制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人们也能对之作答——如今正受到各种非常强大的学派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