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陈戎女
生、死、爱、恨，人生最根本之事。惟有亲临过死亡现场，近距离看到死亡对生命的收割，才能切身体会生死间的距离远非我们以为的那么遥远。而死亡也用彻底否定的形式、以终结生命的方式，让生命显影。常言道，生命有且仅有一次。不正是在死亡的底色上，在死亡打出的终止符之后，生命才显示其灿然、才发出其独有的声调吗？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反之也成理，未知死焉能知生。
蒙田曾言，人需要学习面对死亡，哲学就是对死亡这个终极命题的探讨，待到学得通透，“死亡是幸福的”。死亡是幸福的前提，是认识到死亡乃生命的一部分，是自然天道，人接受了诞生也得接受死亡，如同日月星辰各安其道的宇宙秩序，所以蒙田才说，人不必惧怕死亡。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寿数的长短，而在于曾度过有意义的人生，这取决于人的意愿和选择，但生命终有尽头，亘古未变——无论何人，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蒙田十分反感伴随着死亡的繁文缛节，那些活着的人露出的可怕神情、葬礼上阴沉的气氛，让他感到比死亡本身更令人不安。但孔子看重葬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并非排场，也不只是外在规范，礼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不逾矩，孔子自己就全心践行了他对生与死的理念。
是认可蒙田的反仪式态度，还是追随孔子尊崇礼仪？是感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而沉痛凄切，还是参透生死，保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超然豁达？面对死亡，并无易事，仿佛只有时间能愈合死亡在生命中切下的那道伤口。
爱与恨的交织，似乎也如生与死的纠缠。爱之深恨之切，那是热烈的情感在朝着一往无前的深度扎下去。爱与恨看似两种情感，两个方向，却矛盾地同时存在。爱欲的对象当然不必限于人。学术是最为理智的，但其根底上是对智慧之爱——不必将这种“爱智慧”限定于某个学科、某种研究，在最简单朴素的意义上，学术研究就是对探寻未解决的问题充满着热望。当然，爱欲减退或转向后，也可能一变而为恨（多少博士毕业后视学术为厌物或畏途，此生不愿再碰）。认为人文学术无价值的人，有时并不来自外界，而来自内部的疏离者和反叛者。
闲话休说，我们转入本期刊发的文章。
“文学理论”栏目中的论文《爱的理智》是吉奥乔·阿甘本对爱的研究，他想证明一个看似悖论的论题：爱与理智不仅兼容，爱还可以是个体获得理智的场所。为此，阿甘本对13世纪意大利诗人圭多·卡瓦尔康蒂的晦涩诗作《女子向我祈求》进行了哲学性解读。阿甘本批评，这首诗从古至今的传统诠释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是因为他们大多忽略了卡瓦尔康蒂这位“精于逻辑的杰出自然哲学家”是伊本·鲁世德派哲学家。透过阿甘本同样晦涩的文风，他对这首爱情诗的解读就是让其“回归它的哲学语境”，这些哲学语境包括但不限于伊本·鲁世德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评注。而阿甘本对该诗的突破性解读，就是将爱放入“可能理智”（亚里士多德术语），理智是生产爱的场所，正如视力通过黑或暗看见白或光的缺失，认知通过形式的缺失认知形式，主体通过潜能而行动。阿甘本说：“对圭多·卡瓦尔康蒂来说，问题不在于把爱和理智分开，相反，问题在于通过被看见和想象的形式，来思考爱和理智的结合。”爱和理智结合的中介，是想象，而这正是诗歌的领域，卡瓦尔康蒂等一批爱情诗人们恰好在其诗中建立起了爱、理智和想象的本质联系。感谢这篇论文的译者王立秋，他提请我们注意，“阿威罗伊主义/伊本·鲁世德学说”（averroism）中的人名“阿威罗伊”为阿拉伯语人名“伊本·鲁世德”（Ibn Rushd,1126—1198）的拉丁文转写、“阿维森纳”（Avicenna）为伊本·西那（Ibn Sina，980—1037）的拉丁文转写，并坚持在文中使用后者。
“戏剧研究”栏目推出三篇论文。刘明远的《战时镜像与乡土教育——熊佛西戏剧在德国的译介与重构》聚焦于“中国现代戏剧海外传播的先驱”“中国的易卜生”熊佛西戏剧的德译与传播，论文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德国汉学界翻译与接受熊佛西戏剧的转向，通过时间同步性和技术工具性等角度，阐述了德国汉学家所理解的熊佛西戏剧和戏剧乡土教育活动被抽离其历史语境，成为折射德意志文化认知的镜像，这也暴露出他们在跨文化理解中的不足，论文的论证层次丰富，考辨翔实。周文妍的《“希腊精神实质上就是现代精神”——论王尔德〈不可儿戏〉的古典遗产与现代精神》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周文以青年王尔德在牛津读书时期的阅读笔记作为重新理解该剧及其思想的放大镜，阐释了王尔德如何调和、衔接他所理解的古典精神（古希腊、罗马戏剧）与现代精神。论文突出了王尔德在19世纪“英国的文艺复兴”的精神氛围中将希腊精神视为现代意识的萌芽，而现代不过是时间流变中的连续性更新的时间意识和历史体悟，别有一番新意。叶夏弦的《安提戈涅的“反抗”——当代舞台改编与跨文化戏剧问题探讨》研究古希腊名剧《安提戈涅》在当代的世界舞台的改编，以及各种改编对该剧反抗母题的重构：日本宫城聪和中国郭宏安、罗锦鳞的改编侧重伦理重构和东方美学的呈现；南非富加德和美国纽约生活剧团的改编为了回应现实问题，《安提戈涅》中的“反抗”与对立被改写与演绎得更为尖锐，后者甚至是对布莱希特改编剧的再改编；法国纯真剧团和中国香港邓树荣白光剧团的改编重访性别议题，在重置的语境下探讨性别差异与亲缘关系。改编不断，安提戈涅和她的反抗姿态就一直被镌刻在世界舞台的历史记忆中，从未离我们远去。三篇戏剧研究的论文，或聚焦中国戏剧的外译，或阐释少有被关注的边缘史料，或阐释当代纷繁多姿的跨文化改编，呈现出戏剧研究的不同视角与进路。
收入“翻译研究”栏目的是两篇论文。操乐鹏的《奥尔科特〈小妇人〉广学会译本考释——宗教调适、互文重构与性别协商》将读者领入民国时期的一段译史，让我们看到传教士出版机构广学会在促成近现代女性译者群体的出现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广学会对奥尔科特的经典女性文本进行带有选择性策略的“宗教化”倾向的跨语际译介后，不期然地为“翻译的传说”中的新女性谱系增添了新的形象。该文对这段译史译料的分疏和辨析，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百年前外国文学译入中国时的复杂生态。卜嘉辉的论文《钱德明〈中国军事艺术〉底本考——兼论1844年第一种〈孙子兵法〉英文全译本》同样特别重视不同语言的史料考辨。对于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的法译本《中国军事艺术》的底本，该文排除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若干本《论军事》手稿，认为钱德明的底本应该是某部已佚失或尚未发现的满文抄本。另外，该文还辨析并证明《孙子》的第一个英译本是1844年连载于《皮丁船长的中国杂谈与茶话》杂志中的《战争的艺术》，且该英译是从钱德明的法译本转译而来。这两篇翻译研究的论文，无论涉及由西译中，抑或由中译西，细微处有对译文的精微对比，宏大处则是将翻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环（甚至若干环节），避免了让翻译研究陷入饾饤堆砌的简单罗列。
“比较文学研究”推出三篇从方法论到核心关注都各不相同的论文。黄玲莉的《集团、时代与比较视野——理解“奥登一代”的三种视角》，如题所示，从三个视角重新解读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精英群落“奥登一代”，清晰刻画出这批英国“三十年代诗人”的精神锐气、博采欧洲思潮的能量以及他们前后期政治倾向转变的复杂。奥登、伊舍伍德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曾有密切联系，故此，理解“奥登一代”也是回返历史现场，厘清战争年代他们如何成为连接起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纽带，践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公共责任。任俊杰、赵渭绒的《从西方移植到“文化中介”——日本比较文学方法论研究》瞩目日本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发展史，将其描述并规整为西方移植期、自我觉醒期与理论建构期三个历史阶段，论文强调日本比较文学在发展中的转变和特殊的文化中介性，其转变核心在于通过文明自觉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转向。刘岩、张群的《〈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期刊中国文学研究脉络简述》是一篇数字人文方向的论文，论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从宏观、动态与结构三个维度分析《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2000—2025年间的载文，系统梳理了该刊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脉络与发展特征。“比较文学”栏目的三篇论文各有所长，第一篇论文是重访“奥登一代”的历史，再现历史中的人与选择。后两篇论文均涉及广义上的日本比较文学，一者较为宏观，是日本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历史整理与分段考察，另一者聚焦于一本期刊的可视化实证研究。当我们看到数字人文研究的前沿性时，也应重视该文作者指出的该类研究的不足，从而应该“强化质性分析与语境化阐释，在可视化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对重要学者、核心文本与关键议题的深度解读，特别关注中日学者在理论对话、方法互鉴与文化转译中的具体实践”。
“经典与阐释”栏目的论文是赵少阳的《威廉·布莱克的“世界之壳”——英国启蒙体制下东方神话和牛顿科学的融合》，论文通过分析布莱克较少被关注的诗作《瓦拉，或者四兽》，将论述扩展到英国启蒙时期不同倾向的宗教、政治的思想诉求。而当时欧洲流行的东方神话也因被诗人借用和重写，而进入了其中的“一元论星丛”。
“书评”栏目推出两篇书评。金雯的《同气相感——评〈乐黛云讲比较文学〉及张旭春英译本》评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泰斗乐黛云先生的通识读物《乐黛云讲比较文学》以及最近出版的张旭春翻译该书的英文著作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 Form of New Humanism（《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种新人文主义》）。中、英书名的不同已然说明了原著与英译之间并非一一对应，作为译者，张旭春面对着准确理解与重新表达的“译者的任务”，甚至有时要保持原文与译文细节上的张力，才能为“这本书创造一重新的生命”，而“同气相感”说明金雯感受到原著与英文译本中深刻维系的精神联系。该英文译著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成果，我们期待张旭春英译本能将乐黛云先生的思想成功传播到英文世界，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前辈著作形成对照，黄晚的书评《经典重述与意义协商——评〈“作”者与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研究〉》评述的是年轻学者郭西安的专著，作为一部从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书，该书体现出作者在国际汉学界的“早期中国”研究和中国本土经学传统的《春秋》学之间，展开与多方的对话，重审汉代《春秋》学并开辟新路径的努力。
王雨婷的《跨文化系列讲座2025年汇总》中，我们如常为读者提供了过去一年由商伟、赵洪娟、金雯在北语的三场学术讲座的回顾，它们分别涉及古典文学评点与书籍史、丝路文化与文明互鉴、全球现代性与数字人文等前沿议题。
最后与读者诸君分享一则刊物喜讯。本刊于2025年11月获得中国知网颁发的“2025年度高影响力学术辑刊”的荣誉证书，这是本刊继2024年度入选以来，连续两年入选“高影响力学术辑刊”榜单。“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样的荣誉也激励我们，持之以恒，继续努力。一如既往，感谢华夏出版社的王霄翎和责编刘雨潇两位女士！
2026年4月20日初稿
2026年5月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