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版前言

清理20世纪学术思想之思绪,对于20世纪末的汉语学术界,是一项非但不可规避、反而更应主动承担的课题。 因此可以问:20世纪的学术思想被什么问题所纠缠,以致知识界不得不一再调整、修正学术的知识建构? 在我看来,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现象。 为了辨识这个现象,百年来的学术思想动员了各种日益分化的知识性力量,积累了前所未有的人文-社会理论的研究成果。 当今,“后现代”论对学问的现代原则的攻击,使现代现象的面目更为复杂难辨。 看来,在未来的世纪,学术思想仍将困扰于现代幽灵的纠缠。 在这种学术语境中,考察百年来学术思想对现代现象的知性把握及其理论形态,的确是一项紧迫的课题。

现代现象本质上是源于西欧文化基因的历史演化:商业文明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理念的扩张,与欧洲古代的国家形态和理念形态出现裂痕。 舍勒(Max Scheler)指出,对欧洲而言,现代现象(Modeme)是“事物和人的巨大变形”,其程度之深远、触面之广泛,远甚于欧洲中古向近代(Neuzeit)的演化。

商业文明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形成,导致西欧文明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域的社会和理念随之发生现代性裂变,构成了20世纪生活世界的基本现实。 对百年前的中国士人而言,现代现象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就呈现为双重性冲突: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

如何理解百年来汉语学界持续至今的中西冲突论? 汉语思想家中已有论者(梁启超、冯友兰)识察到,中西文化的价值理念之争(体用之争)实质为古今之争,即传统与现代之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现、发展及其全球化过程,引发了政经制度、文化理念和日常生活结构的转型。 百年前,中国社会也被猝然拖入这场历史的嬗变。 汉语思想与欧美思想一样,在现代语境中发生了根本变化,对现代现象的反应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目,用“鼓吹”或“反对”现代化来界定这些反应都过于简单。

我将从社会理论的位置来审理西语和汉语思想学术的“现代现象”。 现代思想学术的重大标识之一是社会理论的形成和扩展,如所周知,社会理论的形成与现代现象及其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 社会理论与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决定性差异在于,前者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性学术。 总结20世纪的思想学术,关于现代现象的理论建构——我谓之现代学——首先值得关注。 在思想学术领域,也有一种“现代现象”,即现代幽灵游荡在人文思想和社会理论的言述中,“现代”话语千姿百态。 但是,言说“现代”并不必然是一种关于现代现象的知识学建构,它也可能是、而且经常是一种非知识性的个性情绪反应。 尽管现代学的知识言述不可能摆脱个体旨趣和价值立场,然而,在现代学中,实证科学知识将现代现象先予客观化,以便有效地审视之,而非或激进或保守地批判之。

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引发世界各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层出不穷的危机。 百年来,德、法、英、美等国的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已有相当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学术文献;汉语学界虽日益关注中国的现代性,但社会理论的建构尚处于萌动期。 不过,在“后现代”论述攻击下,欧美学界关于现代现象的社会理论已处于遑然状态。

本书旨在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理百年来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讨论迄今为止的社会理论的问题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 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我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是基于笔者的个人观点:并没有与欧美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具体性。 因此,审理欧美社会理论时引入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不仅必要而且有益。

在本书中,中西二元景观将遭遇进一步挑战。从根本上讲,对西方和中国来说,现代性问题已经命运与共。 我并不打算抹杀或忽略现代性问题在中西方思想和社会中的具体历史差异,但我更愿尝试协调中西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 欧美社会理论在基本构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均已有极为丰富的积累,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既不可能撇开这些积累,也不应仅限于译述和套用,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 本书不想面面俱到地罗列排比欧美社会理论的主流论说,而是依自己的问题意识,有选择地论涉(哪怕在欧美学界已被遗忘或未受重视的)切己论说。 这并不是为了建构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社会理论(这种提法乃基于中西二元景观),笔者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社会理论的修葺,从而进一步把握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