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季风停驻时
作者：[新加坡]徐耀权，小十四
一 最后一次聊天
2017年11月14日，那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聊天。
那天晚上，我回家探望父亲，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台制作的新加坡历史专题系列纪录片《星期二特写》。当晚播出的内容是《浮生街影2》第1集——恭锡街。和父亲聊起纪录片中的地标建筑和人物时，父亲惊讶地看着我问道：“你为什么能记得这么多关于牛车水的事情？你年纪也没那么大啊！”
自尊心以及心中的怨念作祟，我并不想回答父亲的问题，心里暗暗地嘀咕：“因为我小时候你总是揍我，外婆看不过去，就带我去牛车水，在她的朋友那里住上几晚，散散心。还因为我时常跟着你去那里给餐厅进货，或者去找其他叔叔伯伯谈生意。”
心衰已经困扰父亲许久。平日里要强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进医院，2017年11月15日晚上，他突然对妈妈说：“送我去医院吧！”半夜，父亲住进了病房。医生检查后告诉妈妈和大哥：“病人情况暂时稳定，家属明早再来就可以。”妈妈和大哥看着病床上的父亲，稍稍放心下来，想着父亲在医院能得到妥善的照护，便安心回了家。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永别。
2017年11月16日凌晨四点，父亲的病情毫无征兆地急剧恶化，他就那样孤独地、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年，12岁的少年怀着无尽的勇气与迷茫，独自一人背井离乡，离开中国踏上闯荡南洋的艰辛征途，71年后又独自归去。亲友们感慨：老爷子一生刚强，他只是不忍心看到家人为他的离去而悲痛伤怀，所以才选择在无声无息中，静静地离开。
自从投身保险行业以来，我每天凌晨三点习惯醒来一次，看看手机上有没有电话和信息。那些年里总会有深夜的铃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驱使我奔赴客户突发事件的地点。然而，命运偏偏在那个最不该沉睡的夜晚，给了我一场异常酣沉的梦。清晨六点，我突然惊醒，迷糊中摸到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未接来电和短信如同惊雷劈空——父亲在凌晨离世。一向手机不离身的誌殷，那晚竟鬼使神差地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当我们各自在晨光中惊醒，世界早已地覆天翻。
我驱车赶往医院的途中，往事如碎片般在脑海中炸开。那个曾让我畏惧的男人，那些拳脚相向的童年记忆，此刻竟显得如此遥远。我冲进病房时，满眼的素白刺得人心生寒意。六个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后一个赶到的。病床上的父亲曾经那样伟岸的身躯，如今却如一片枯萎的落叶。病房里静得令人心慌。
我跪在冰凉的瓷砖地上，一把握住父亲已然僵冷的手。那双手，曾扬起巴掌落在我脸上，此刻带着糙粝的茧子安静地躺在我掌心，像一片随秋风卷落的枯叶，再也掀不起半分波澜。变故来得太急，我像被人攥住了喉咙，张了张嘴，喉咙里只有干咽的气音，脑子里乱作一团，连一句完整的话都组织不出来，只能重复地说着那句“阿爸，对不起”。泪水一串串砸在父亲苍白的手背上。医生轻声催促家属到病房外等候，我却固执地伸手抚摸着父亲的额头，像他安抚儿时受惊的我那样，一遍又一遍。指尖触及他皮肤的纹理，仿佛还能感受到残存的温度。心电监护仪的长鸣声早已宣告了一切成空。走廊里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我蜷缩在病房外的长椅上，看着自己发抖的双手，终于明白：有些告别，连眼泪都来不及准备。
父亲去世的两周前，我再次躺上手术台，将第四个支架植入那千疮百孔的心脏。在金属器械碰撞的冷光中，我恍惚间看见父亲年轻时严厉的眉眼。那时，他总说我像匹野马，将来一定会吃大亏。谁能想到，这颗靠支架撑起的心脏，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连最后一眼时那一下都没能为他跳动。
守灵的五天五夜里，灵堂内香烛摇曳，烟雾缭绕。按照老家的规矩，每当亲友前来祭奠，孝子贤孙都必须长跪回礼。誌殷扶着我虚弱的身躯，在冰冷的青砖地上一次次跪下去、站起来。膝盖早已磨得渗血，后背的冷汗浸透衣衫。每当有人劝我：“刚做完手术，不必如此。”我总会想起父亲离世时那双我未能握住的手。比起心中的愧疚，这些疼痛又算得了什么？我固执地跪着，仿佛这样就能将未尽的孝道，都化作青石上的叩痕。
葬礼结束后，我便养成了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习惯。每周三或周四，无论风雨，我都会坐在父亲的墓碑前，对着冰冷的石碑絮絮叨叨——从童年时他揍我的责罚，到成年后他总是夸我“有出息”。泪水混着鼻涕挂在脸上，我却笑出声来：“阿爸，你看我现在多没出息，只会对着石头哭。”朋友们都说我傻，说我早已是父亲的骄傲，不必再自责。可他们不懂，那些未曾说出口的体谅，那错过的最后一面，早已在我心里结成了疤。每次跪在碑前，我仿佛又看见父亲临终时那间惨白的病房，听见心电监护仪的刺耳长鸣。这世上有些遗憾，是再多的支架也无法撑起的，只能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每个思念的深夜，化作无声的泪水，浇灌着记忆里那棵永远无法长大的亲情树。
如今，我依然会在每个周三的清晨走向陵园。风掀起我的衣角，我仿佛又听见父亲在耳边低声说：“起来吧，别跪着了。”可是我知道，有些愧疚，是要用余生来偿还的；有些爱，是要在思念里，慢慢缝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