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讲授经济学导论的教授喜欢告诉自己的学生，人们一直在寻找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只有一只手，他们就不能说“另一方面……”①这次衰退是否即将结束？ 经济学家总是喋喋不休地胡扯些这样或那样不着边际的问题；这样的预测当然会使他们陷入麻烦之中。但是，每当他们必须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有权有势者和无权 无势者之间，或者在工人和公司之间选择站在哪一边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却往往众口一词：根据传统经济理论，对富人和有权有势者有益的，就是对“经济”有益 的。
    为什么经济理论会这么一边倒呢？难道是因为任何一个毕生都致力于研究经济如何运作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对老板有益的，就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吗？非 也。对于每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都存在着彼此相互竞争的、能够得出不同结论的各种概念和理论。问题在于，当这些理论在教科书中全无踪迹的时候，它们几乎总 是立刻被人们摒弃掉。若只是经济系学生受害于此，后果倒无关紧要，但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只熟悉教科书经济学，而且，那些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家，总的 来说是些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①是一个例外，他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惜乎只在1997～2000 年任职了3年）。
    《普通人经济学》考察了经济学的两大基石：第一部分涵盖了经济效率；第二部分探讨了工资是如何确定的。本书第一部分就探讨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经济效率定 义，是因为所有的经济学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当经济学家宣称“自由市场是有效的”，而无视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多么扭曲——或者产生了多大损失，当他们反对 政府干预以减少不平等、减轻痛苦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所赖以依靠的效率定义。若这是经济效率唯一有效的定义，那么，经济学家使用这个定义也许是正当的。但事 实上，经济学家并非别无选择。经济效率的一个早期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这个早期定义提出，为了提高效率，政府应该重新分配资源，使之从富人流向穷人。 而经济学家所采用的那个定义，实则是有人蓄意采取了行动，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而得以发展起来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那个重分配版本的效率定义，能 否就此而被轻而易举地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却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虽然经济学家设法使自己相信，收入再分配不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其余的世人却别有看法。几乎所有的政府都要求富人缴纳较高的税收，而在穷人这方面，他们常常 要求其所得到的政府服务应当与富人所得到的具有相同的质量，尤其是涉及教育的时候。这就迫使这些经济学家加入到各种实证性辩论中；而且在这些辩论中，他们 并非铁板一块，发出同一个声音。正如第一部分显示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富人缴纳的税率很高，致使经济没有效率，因为这会使人不想勤劳致富；另一些经济学 家则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富人的税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类似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增加对普通学校的资金资助并不会造成不同，因为政府 只会把钱浪费掉；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指出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经济学家们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是高税率导致低效率的观念，却在过去的30年间一直主导着美国的税收政策。我们将会看到，使这个似乎不合情理 的主张显得合乎情理的，是经济学家们用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模型。该模型假定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数，工作时间越少，则所得越少。模型还假定工人不喜 欢工作，好吃懒做是他们的天性。此模型针对的是一个由互不相属的个体组成的经济，他们既不依附于其他个人，从属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也不受制于任何社会规 范。在这样一个模型中，任何结果都无法排除，任何结果都同等可信。
    收入分配经常被认为是在商品生产和出售之后的一个阶段。但是，决定首先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却是收入分配，而且收入分配不平等常常导致经济蛋糕变小。艾 滋病药物的生产和销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买不起这类药物，不是由于他们穷得叮当响，而是因为他们比发达国家的人更穷。制药公司对艾滋 病药物进行了选择性定价，使药物价格超出第三世界的人们的承受能力，因为以只有发达国家的人才买得起的高价出售此类药物，而不是以低廉的价格向全世界销 售，利润来得更丰厚。但是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显示的，不平等伤害的不只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还包括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人群。吊诡的是，我们将会看到，用经济学 家们的这个经济效率定义，我们还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在增长的同时，经济中大多数人的所得反而减少了。
    本书第二部分涵盖了工资理论和高管报酬理论，或者说不平等从一开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为什么一个人一个小时的所得顶得上另一个人一星期、一个月乃至一年的 所得？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新古典”理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一个人之所以得到那么多，是因为对其雇主来说他就值那么多。若他每小时赚7.25美元——全国 当前的最低工资，那么他对雇主的贡献就是每小时7.25美元。当然，若雇主支付他每小时数千美元，则他对雇主的贡献也是那么大。
    但这并不是现存的唯一的工资与报酬理论。新古典理论的发明是用来取代“古典”理论的。古典理论认为，工资率的多少，不是由对生产的贡献——我们将会谈到， 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而是由不同群体讨价还价的能力所决定的。本书第二部分将显示，实证数据支持经典理论，而跟新古典理论相左。
    如果工资率由议价能力决定，那么何者决定议价能力呢？就工人这方面来说，法律和政府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会权利、最低工资法、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福 利以及各项移民权利的执行，这一切合在一起决定着工人对低工资说“不”的能力，而所有这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都遭到了侵蚀。第二部分将阐明这种侵蚀 对工人福利的影响。
    与工人不同，高管们跟雇主讨价还价时常常占据上风。对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经济学家们有一个极好的尽管是很简单的解释。高管的雇主是他们公司的股东，而 如果每家公司都由大量分散的股东拥有，那就根本没人在意公司经营了。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理论不过是经典工资理论的一个应用，它依据议价能力来解释工资率。
    本书是为受过教育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而写的，但读者不必有经济学背景。本书不使用数学运算，尽管确实使用了一些基础算术知识，目的是使读者能够透彻理 解经济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其中既包括主流经济学，也包括某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后者对于经济行为的解释常常比主流理论更好，而且并不总是提倡对 富人有益的政策。不管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其经济思想的历程，连同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背景，本书都将予以追溯。
                                                第一部分 经济效率与政府角色
                                                        幸福蛋糕
    经济学家谈论经济时喜欢称作经济蛋糕。蛋糕是一种思考经济所能创造的福利——或者用早期社会科学家的语言是幸福——的好方式。这样看来，当社会资源平等分配时，幸福蛋糕是最大的；不平等会使蛋糕更小。
                                                   第1章 收入平等：最早期的效率标准
    对经济效率定义的探索始于民主的出现。伴随着民主，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明确提出政府应该为谁服务的需要。帝王们就从不受这个问题打扰。“朕即国 家！”路易十四在18世纪初宣称。①但是，当一部分人富有而另一部分人贫穷的时候，“民有的”和“民享的”政府应该为谁服务呢？
    1793年，法国“人民”处决了路易十六，接着在一项公投中，通过了一部以社会救助和公共教育的形式来保证收入再分配的宪法（“人民”一词是打引号的，因 为并不是全体法国人都希望国王被处死，也不是所有人都投票赞成该宪法）。但是应该怎样重新分配收入呢？1793年宪法并没有提及，而且本应决定收入再分配 的政治程序尚未开始就胎死腹中了。一群公民——“平等派密谋指导委员会”——要求实施该宪法，但是，当他们的领导人弗朗索瓦•诺尔•巴贝夫①被送上断头台 的时候，这群人就作鸟兽散了。不过，这个问题由巴贝夫同时代的人、富有的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在理论上作了处理。
    边沁把自己的再分配有效度理论建立在三大基石上：（1）由每个成员的幸福度总和组成的社会福祉；（2）有效的资源配置就是能够使社会福祉最大化的资源配 置；（3）随着所拥有的金钱数量的增加，每个人从每增加一美元（英镑）中所获得的幸福度会减少。在经济学语言中，“幸福”一词很早之前就被“效用”一词取 代了，因此，边沁的理论被称为功利主义。
    效用U是由极小的计量单位组成的，被称为“效用单位utils”。效用单位来源于货币。每增加一美元能够购买额外个效用单位，而每增加一美元所能购买的效 用量，就被称为“货币的边际效用”。效用U与个人收入I的关系如图1.1所示。在图中，货币的边际效用用△U表示。更多的收入能够产生更多的效用，但它们 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收入每增加一美元总能带来额外的效用，但这额外的效用会随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变小。换句话说，货币的边际效用△U会随个人所拥有的 金钱数量而减少。
    在效用函数曲线上，富人的位置高于穷人。因此，如图1.1所示，如果把一美元从某个富人那里转移给某个穷人，则富人损失的效用将小于穷人所增加的效用。所 以，富人那里转移一美元给穷人，将增加这两个个人的效用之和。那么，这一再分配过程应该在何处止步呢？答案是当每个人所拥有的金钱数都相同的时候，因为这 将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效用之和。当幸福蛋糕完全平等地分配的时候，幸福蛋糕是最大的，因而达到了效用效率。
    边沁是一位大力鼓吹平等的人。当时，进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就读的，必须是信奉英国国教的学生。当伦敦大学学院1826年创立时，它向所有国民开放。边沁 被认为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精神之父，而且其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迄至今日一直作为一尊仪容陈列在那里，供人瞻仰（其头部现在是一尊蜡像，因为爱搞恶作剧的人 将真正的头颅偷走了好几次）。
    但是，功利主义作为经济效率的一个衡量标准，并没有活过它获得发展的那个世纪。它整个儿被效率的另一个定义完全成功地取代了，那是一位名叫维尔弗雷多•帕 累托（1848-1923）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提出的。即使功利主义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仍有所提及，但也只不过是作为通往真理——帕累托效率——之路上的一件 古玩而被定论性地抛弃了。那么，帕累托是怎样及为什么抛弃功利主义的呢？
                                                         教皇和帕累托不喜欢它
    我们先从为什么开始。19世纪末，欧洲的不平等悬殊，以至于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一触即发。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使教皇十三世感触良多，1891年他再也坐不住了，发布了一道通谕，名为“新通谕”，专门论及“工人阶级的处境”。他在通谕中写道：
    每一种产品生产和交易的整个过程，几乎已完全置于少数人的权势之下，因此，极少数富人和巨富大贾已经在不计其数、一无所有的工人头上套上了一副堪称奴隶制 的枷锁。这看起来是在为呼吁把“整个生产过程”推倒重来打下地基。然而事实上，教皇强烈反对将国家权力整个儿推倒重来。富人不应负有帮助穷人的任何义务， 教皇声称：“这些事（帮助穷人）都是非法定的义务——除非处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而是基督教慈善组织的责任，因而显然不能通过法律行动强制执行。”在 1906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帕累托详细阐述了为什么帮助穷人不可能是法律上强制性的，警告政府不要实施哪怕是温和的再分配，否则可能因连锁反应而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那些主张税负平等以帮助穷人的人并没有猜想到，将会有一种由富人支付费用的累进税，及这样的一项制度，即税负是由不缴纳此类税负的人投票表决的，因此，有 时候人们会听到如下被厚颜无耻地作出的推理：“某某税只落在富有的人身上，而且它将被用于仅对不那么幸运的人有益的支出上，因此，该税肯定会被大多数投票 者赞成通过。”    但为什么帕累托反对再分配呢？因为根据他的观点，边沁不一定是正确的。如图1.1所示，边沁假定富人和穷人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各自拥有多少钱：若拥有 的钱相同，他们将完全具有相同的效用。正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这个相似点，才导致边沁推断，把一美元从富人转移到穷人，对富人造成的损失将小于其给穷人带来 的帮助。但根据帕累托的看法，富人和穷人可能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把一美元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对富人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可能大于其给穷人 带来的帮助。他使用了一个极端的假想性例子来证明这种可能性。如果富人实际上得益于穷人的贫穷，那将会怎样？他问道。如此一来，通过再分配减小贫穷而对富 人造成的伤害有可能大于其给穷人带来的帮助，帕累托辩称，“假定有一个只有一条狼和一只羊的集体，”帕累托解释道，“狼的幸福在于吃掉羊，羊的幸福在于不 被狼吃掉。那么，该如何使这个集体幸福呢？”3
    经济学家在解释帕累托反对功利主义的理由时通常并不引用这段话，相反，他们问道，假使富人和穷人的效用函数与图1.1所示的并不相同，反而很意外地，富人 从一定量的金钱中所得到的效用恰巧大于穷人，那将会怎样？图1.3用图形方式阐述了这个论点。图中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把一美元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对富 人造成的伤害可能大于其给穷人带来的帮助。请注意，与穷人一样，富人从其第一个美元中所得到的效用亦大于从其最后一个美元中所得到的效用。但是，富人从其 最后一个美元中所得到的效用有可能超过穷人从其第一个美元中所得到的效用。
    如果突然之间富人和穷人掉了个个儿，富人变穷，穷人变富了，那将会发生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图1.3中的曲线将保持不变，但上面的标签变了：下面的曲线 将变成富人的效用函数，上面的曲线变成穷人的效用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把钱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将会增加总的效用，再分配就会是合乎情理的。
    经济学家并未断言图1.3中所描述的情形在现实中存在，只是认为它可能存在。由于效用不是可度量的，所以这种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在外。而倘若果真如此， 则边沁的论点就不成立，再分配理论因而就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边沁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个性差异是不可测知的，”他说。4但是，他认为，富人和穷人之间不 可能存在如此巨大的个性差异，因此，如果政府在富人和穷人是差不多的假定下运作，而不是在富人和穷人是天差地别的假定下运作，政府就会犯较少的错误。经济 学家阿巴•勒纳（1903-1982）①指出，边沁不过是在运用第一统计学原理：当看起来相同的东西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有何实质不同的时候，我们最好假定它 们是相同的。5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令一枚骰子每一面出现的概率为1/6。
    与边沁和勒纳不同，帕累托并不关心再分配有多大可能对富人造成的伤害超过其给穷人带来的帮助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论多么微乎其微， 都是足以驳倒平等作为经济效率标尺的杠杆的。而且，仅仅基于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整个经济学界就把资源配置排除在他们的经济效率定义之外，而代之以帕累托 特有的定义。
                                            第2章  平等不重要：帕累托效率和自由市场
                                                          供给与需求
    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行为的解释，一方面是从可供消费的商品的量开始的，另一方面则从不同消费者对此商品赋予的价值入手。换言之，他们的解释是从供给与需求出发的。
    假设一座城市中有A到G等7户家庭需要租房，但只有6套房子供出租。所有这些房子就满意度而言都是一样的，但每套房子是由不同的房主拥有的。上述7户家庭 每家的收入水平都不相同，因而每家愿意为房子支付的最高租金也有所不同。一个家庭愿意为房子支付的最高租金称为该家庭的心理价位。各户的心理价位显示在图 2.1中。我们将看到，它们构成了某一商品的需求。
    有两个因素决定着一户家庭对某套房子的心理价位：家庭收入以及出租房屋的情况，如房屋质量、位置和租金。比如，在我们的例子中，若家庭G在这城市的6套房 子中一套都没租着，这样，它就不得不以1 200美元/月的租金，被迫租住在城市外面的一套房子里。这是因为家庭G对本市房屋的心理价位为1 500美元/月。这意味着如果一套市内房屋的租金实际上为每月1 500美元，那么住在市内房子里，还是住在市外那套1 200美元/月的房子里，家庭G是无所谓的。
    哪些家庭将租到这6套房子，以及房子的租金将是多少呢？如果每套房子均由不同的房主拥有，且房主和租户均不串通。此外，如果每个家庭为其房屋所支付的情况 都是公开信息，那么，市场就是“竞争性市场”。2关于竞争性市场，首先要注意到的事情是，市场能够驱使所有这些房子的租金都相同。比如，假设家庭A支付2 000美元/月，而家庭B仅支付1500美元/月，而这些情况为大家所共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B的房主就会向家庭A提出一个租金报价，它低于家庭A的租 金但高于家庭B的租金，以此来诱使家庭A承租她的房子。1 750美元/月的租金对双方来说都是可接受的。另一种情况是，家庭A可能主动出击，向家庭B的房主提出一个租金价格，它高于家庭B为承租的房子所支付的租 金，来促成同样的交易。同样，1 750美元/月的租金能够使双方（家庭A及房主）都受益。这种房主间（相互“抢夺”租户）及租户间（彼此“争夺”房屋）的竞争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房屋的 租金彼此持平才会罢休。没有哪个租户愿意支付较其他租户更多的租金，也没有哪个房主愿意接受较其他房主更少的租金，结果，我们就得到了“一价定律”：
    在竞争性市场上，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格。
    那么，这单一的租金将会是多少呢？
    最低租金必然至少是1 500.01美元/月，因为如果租金低于此，比如1 499美元/月，则7户家庭都想要承租房子，尽管只有6套房屋可供出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房子的”家庭就会向其中一套房子的房主报出高于每月1 499美元的租价（比如1 499.50美元），房主将会接受该报价，既有的租户将被逐出所住的房子。消费者之间争夺房屋的竞争将一直持续下去，直至租价抬高到把那户最穷的家庭完全 逐出竞争之列。这意味着租金至少是1 500.01美元。
    相同的逻辑亦可清楚地表明，市场租金不可能高于2 250美元/月，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中的一个房主将一个租户都没有，因此他会通过降低房屋租金来争夺租户。仅当每个房主都有租户时房主之间的竞争才会 停止，这意味着租金必然处在低于家庭F的心理价位的水平上。因此，市场租金将位于1 500.01美元和2 250美元之间。
    心理价位可用于绘制“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每个价位上多少套房子有人求租（图2.1）。例如，需求曲线表明，当租金位于2 250.01美元/月和3 000美元/月之间时，5套房子有人求租（需求曲线是连续的，就好像非整套的房子也可能出租似的。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根本不会使分析有所改变）。 在我们的例子中，供给曲线甚至更简单，因为它仅仅是一条垂直的直线，代表房主想要出租的6套房子。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给出“均衡”价格，即“使”市 场“出清”的价格范围。
    定义 市场出清价格。如果在某一价格下所提供的全部房子都有租户，且所有愿意以该价格承租的租户都有房子住，则该价格就是“使”市场“出清”的价格，或“均衡价格”。
    家庭G租不到房子，尽管如此，市场却处于均衡状态，因为在均衡价格下，该户家庭“不想租”（租不起）房子。
                                                        消费者剩余和帕累托效率
    只有当人们对房屋的心理价位高于市场价格时，一个家庭才能租到房子（当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价格仍是均衡价格）。房屋在该家庭眼中的价值与该家庭必 须支付的租金之间的差额，是该家庭从房屋中所得净收益的度量。这个收益被称为“消费者剩余”。例如，当市场租金为1 750美元/月时，家庭C从房屋中获得2 750美元的消费者剩余，因为其心理价位为4 500美元（假设一块比萨饼的价格为2.50美元，如果你的心理价位为每块3.00美元，则你的消费者剩余为50美分。假如你的心理价位刚好是2.50美 元，那么买不买比萨饼，对你来说就无所谓了；不论你怎么做，你的消费者剩余都是零。最后，假如你的心理价位低于2.50美元，那你就不会买这块比萨饼。换 句话说，你购买比萨饼，仅当这使你觉得要么确实赚了便宜，要么较之不买没吃亏）。我们会看到，自由市场所产生的房屋在家庭间的分配，能够使经济中的消费者 剩余之和最大化，这就是这种分配为什么是帕累托有效的；相反，租金控制所产生的房屋在家庭间的分配，可能导致较小的消费者剩余之和，这也是为什么租金控制 是帕累托无效的。帕累托没有采用效用单位，而是用“消费者剩余”来度量效率。
    租金控制：案例研究
    租金控制是政府用以帮助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的一种形式，要不然的话，他们将由于市场租金过高而被逐出市场。比如，现在的纽约市就是这种情况。纽约采取了某 种租金控制形式，而且几乎没人怀疑，若没有这种控制，成千上万户家庭将租不起房子。然而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租金控制是那种帕累托无效的政策的一个典型 例子。事实上，在市面上流行的当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哈尔•范里安所著《中级微观经济学》一书的第一章，就使用租金控制来阐述帕累托无效率。我们将会看到， 租金控制是帕累托无效的，因为它使得中产阶级家庭住在他们原本租不起的房子里，还因为它因而不能使消费者剩余之和最大化。
    我们继续讨论我们那个住房市场的例子。现在，我们假定政府采取了一个租金控制政策，对所有房屋都施加了一个租金上限：每月500美元；再假设这样一来，家 庭G租到了一套房子，而家庭A却没租到。这种情况是帕累托有效的吗？答案取决于是否有潜在的可能把家庭G租的房子重新分配给家庭A租住，以及在不使其他家 庭受损的情况下使至少一户家庭受益。答案是，是有这种潜在可能的。
    我们来看看是如何做的。假定把租金控制型房屋以任何价格转租出去是合法的。家庭A可以向家庭G提供一笔高于其所住房子每月1500美元租金的钱，这笔钱能 够完全补偿家庭G因放弃所租房子（并搬到郊区去住）而带来的损失，但仍低于家庭A自己6 000美元/月的心理价位，因而双方都从中获益了。比如说，转租租金为4 000美元/月。于是，家庭G从其房屋（它不再住这儿了）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为3 500美元/月（因为房主从中获得了500美元/月），家庭A从房屋（它现在住在里面）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为2 000美元/月。两个家庭都受益了，而没有使任何家庭或房主受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在租金控制下一个贫困家庭最终住上了富裕家庭想要租住的 房子，那么租金控制就是帕累托无效的。
    另一方面，如果所有的房子从一开始都落在了富有家庭的手上——若市场是自由的，结果就会这样，房屋的分配就会是帕累托有效的。其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即 使转租合法，房屋的分配也不会改变。穷人没有那么多钱，支付不起富人为腾空其房子而索要的租金。当然，正因为自由市场是以一种帕累托有效的方式配置房屋， 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实施租金控制。
    图2.2以图形方式描述了帕累托效率。既然家庭A对租房的心理价位是6 000美元/月，而房主收取的租金是500美元/月，则一套租金控制型房屋所能产生的消费者剩余为5 500美元；图2.2显示了这个剩余能够在家庭A与家庭G之间分配的情况。若一开始是家庭A住着这套房子，则分配点为图中的a点：家庭A的消费者剩余为5 500美元/月，而家庭G的消费者剩余为0美元。若一开始是家庭G住着这套房子，并继续住在里面，则分配点为g点：家庭G的消费者剩余为1 000美元，而家庭A的消费者剩余为0美元。若一开始家庭G就住着这套房子，然后把房子转租给家庭A，则房子为这两户家庭产生的消费者剩余合计为5 5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两家的分配点落在那条标着“帕累托前沿”字样的直线的某个地方。
    “帕累托前沿”的得名，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其上的任何一点，家庭A和家庭G的消费者剩余之和落在其可能的最大水平上（5 500美元），因此，在不损及某一家的消费者剩余的情况下来提高另一家的消费者剩余，是不可能的。g点不在帕累托前沿上，因为两家一开始就落在该点（家庭 G租住着房子），那么就有可能在其搬离住处的同时，使两家都受益。当然，由于家庭G能够从所住房屋得到1 000美元的消费者剩余，那么，除非它至少能够得到那高于500美元房租的1 000美元，否则是不会放弃所住房屋的。在图2.2中，家庭G只会同意处在帕累托前沿上标着“帕累托改进”字样的区域中（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资源的 重新配置能够在不致使其他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而使某一人受益的情况）。g点不在帕累托前沿上，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租金控制是帕累托 无效的。
    图2.3显示了当家庭A和家庭G从所有商品和服务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均被考虑之时租金控制的影响。由于租金控制，两家处在点g位置，即帕累托前沿的下方。潜 在地，若租金控制被取消，两家可以处在帕累托前沿上的任何位置。但事实上，他们将处在点a的位置。在金额上，G的损失较小（1 000美元），但由于G较穷，其损失大约相当于其总的消费者剩余的三分之一。在金额上，A的收益较大（5 500美元），但该收益占其总的消费者剩余的比例较小。
                                                        卡尔多、希克斯和成本-收益分析
    当贫困家庭占据了富有家庭想要住的租金控制型房子的时候，把转租合法化将提高穷人和富人双方的福利。那么，为什么转租不合法呢？因为租金控制的目的，就是要维系其住户经济状况各异的邻里关系。
    当贫困家庭能够得到在不允许转租的租金控制规则下的住房时，房屋分配就不是帕累托有效的。但是，即使不会向占据了租金控制型房屋的家庭提供任何补偿（图 2.2中从g移动到a），租金控制就应该取消吗？因为取消租金控制会使其中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变糟，帕累托效率概念并未给我们提供该怎么做的任何指引。帕 累托的定义告诉我们，政府应该采用使每一个人都受益的政策，但是关于除了产生获益者之外还会产生受损者的政策，此定义却不置一词。然而问题在于，现实中的 大多数政府政策，即便不是全部，除了产生获益者之外，还会产生受损者。因此，作为对政策的指导，帕累托效率是无用的。
    当然，在这方面，功利主义就大不相同了。功利主义为再分配性政策摇旗呐喊，这样的政策在本质上会产生受损者。经济学家所以排斥功利主义，是因为功利主义对 富人和穷人的效用水平作两相比较（并证明把一美元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对穷人带来的帮助大过其对富人造成的损失）。这些现代经济学家辩称，比较不同 个体的效用是不允许的。但是，不对获益者的效用与受损者的效用作比较，怎么能够对政策作分析呢？正如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 （1900-1978）①1938年解释的：“如果不同个人的效用的不可比较性是严格成立的（即，如果效用是不可比较的），那么，不仅福利学派（功利主 义）的药方被排除在外，而且不论怎样的药方亦不必考虑了。经济学家作为顾问便全然毫无价值，除非其推测被认为具有最重要的审美价值，否则最好让他闭嘴。”
    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1908-1986）②和约翰•希克斯（1904-1989）③自主地在帕累托的效率定义之中注入了政策性内容。根 据卡尔多的看法，一项政策，只要从中获得的累积性收益能够超过累积性损失，都应该实施，而不管受损者的损失是否会得到补偿，否则该项政策就不应该推出：
    经济学家没必要去证明——因为实际上他绝不可能证明由于采用某项措施，社会中无人会受损。为了证明他所说的情况（即应该采用该措施），那么，证明即使所有 那些因此而受损者的损失完全得到了（受益者的）补偿，其余社会大众的经济状况仍将比以前更好，对他来说就是相当必要的了。（受损者）事实上是否应该得到补 偿，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这是几乎不可能置喙的。
    希克斯的检验在方法上类似但在细节上不同。7根据希克斯的观点，一项政策，只要因为实施而导致受损者能够补偿获益者使之放弃实施，并且仍然能使他们自己的状况改善，它就不应该实施，而不论补偿是否实际发生，否则政策就应该实施。
    为了看一看卡尔多检验和希克斯检验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采用我们的住房例子来讨论。假定所有6套可供出租的房子是租金控制型的，并由最贫穷的家庭， 即家庭B到家庭G承租，每家支付的控制型租金为500美元/月。同时假定若无租金控制，租金为2 000美元/月（我们先前分析过，市场租金一定会落在1 500.01美元/月至2 250美元/月之间）。如果租金控制被取消，家庭G将完全失去其房屋；在消费者剩余方面，其损失将是1 000美元/月（即其心理价位1 500美元与租金控制下其所支付的500美元租金之间的差额）。家庭B到家庭F将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但由于租金提高，每家损失1 500美元/月。
    我们先应用卡尔多的检验。卡尔多的检验提出下述问题：若租金控制被取消，且所有受损者的损失都得到了补偿，那么社会上其他人的状况会改善吗？为了补偿家庭 B到家庭F所支付的较高租金，提高了的租金只能是通过其他家庭部分地返还给他们。这会使这些家庭及其房主的状况完全跟租金控制取消之前一样，但社会上其他 人——家庭A和家庭G以及家庭G的房主——的状况全都有所改善。该房主的状况所以改善，是因为其能收到额外的1 500美元/月的租金。家庭A的状况改善，是由于在给房主支付2 000美元/月的租金，并给家庭G支付2 000美元/月的补偿之后，它仍能享有2 000美元/月的消费者剩余。家庭G的状况改善，是因为其源自房屋的消费者剩余将是2 000美元/月，而不是1 000美元/月。由于有了若干受益者而没有受损者，因此根据卡尔多的检验，租金控制应该被取消。
    我们现在转到希克斯检验上。它提出如下问题：在补偿了因答应放弃住所而受益的人之后，因租金控制取消而受损的人的状况会改善吗？或者说如果他们顺应了租金 控制的取消，他们的状况会改善吗？有两部分人肯定会从租金控制的取消中受益：房主们和家庭A。肯定受损的各方是家庭B到G。其中，家庭B到F事实上可以补 偿各自房主，使之放弃租金控制的取消。即使租金控制继续下去，他们也可以同意支付2 000美元/月的市场租金，他们和房主的受益程度都将跟租金控制被取消时一样。但他们不会同意支付任何东西去补偿家庭A，因为在支付了较高的租金之后，他 们从其房屋中得不到任何剩余，而若他们必须付出更多，那他们还不如搬走了之呢。家庭G的情况则不同，他甚至不能给予房主补偿，因为其得自房屋的剩余只有1 000美元/月，这比所需额外支付的1 500美元/月的房租还少。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因房租控制取消而受损的人不可能补偿因放弃房屋而获益的人，因而根据希克斯的观点，房租控制也应该被取 消。
    卡尔多检验和希克斯检验能够使自由市场产生相同的资源配置。这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不过是检验政策是否会导致资源的自由市场配置罢了。相较于实际的帕累托 效率定义，它们唯一的“优势”是：仅当穷人所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帕累托效率才呼吁取消再分配性政策；卡尔多和希克斯则不然，不论穷人有何遭 遇，他们一概呼吁取消再分配性政策。
    对于一项政策，经济学家要求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计算，看看它是否能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检验。例如，在分析租金控制是否应该被取消时，“收益”是富人将能获 得的消费者剩余，“成本”是穷人将会损失的消费者剩余。1981年，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对各自的所有法规作成本-收益分析。克 林顿总统于1994年以另一道行政命令重申了这一要求。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监管分析”（Circular A-4）文件这样解释对成本-收益分析的要求：
    成本-收益分析是用于监管分析的主要工具。在成本-收益分析中，一切收益和成本都能够以货币的形式加以量化和表示。
    成本-收益分析能够向决策者清楚地指出哪个是最有效的选项……（这）就是（在忽略分配效应的情况下）能够为社会产生最大净收益的选项。这对于决策者和公众而言是一项有用的信息，即便当经济效率并非是唯一的或高于一切的公共政策目标的时候。8
这 段在逻辑上响当当的话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用消费者剩余衡量的收益和成本，其本身是由收入分配决定的。取消租金控制带来的收益将会超过成本，原因无他，只 是因为富人能够为住房支付比穷人更多的租金。因此，与功利主义是不同的——功利主义“武断地”得出富人和穷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享有同等待遇的结论，成本 -收益分析则“客观地”断定富人应该享有更多。
                                                     生产中的帕累托效率
    在经济学家看来，无论是对租金进行控制还是在商品生产方面实施价格控制会阻碍帕累托效率出现的绝佳例子。他们认为，租金控制使房主的利润减少，因而它会打 击房主获取新的住房的积极性。随之而来的建筑水平的下降构成了帕累托无效率，因为消费者和房主都能从更多的住房受益。当然，如果租金控制被取消，一些租户 将失去他们的房子，但房主和租户得自新的住房的收益，很可能在价值上远远超出被迫离开家园的租户在消费者剩余上的损失。如果是这样，受损者的损失能够潜在 地得到补偿。
伴随这种观点而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政府从一开始就可能对某一特定市场实施价格控制。在中世纪的欧洲，面包价格无处 不受到控制，但今天，面包价格没有哪个地方受到控制。10原因何在？答案是，在中世纪时期，粮食不足以同时满足富人和穷人的需求，但今天可以同时满足。当 然，控制虽然造不出更多可食用的面包，但确实使穷人获得了更多的面包（控制还强迫每个人排好队。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低到穷人买得起，而所供应的数量少于所需 求的数量的时候，排队就出现了）。因此，当一个自由市场，贫穷的消费者相信它分配某物品给自己的数量少于他们应得的，且当他们能够要求此种情况予以改正的 时候，就应该对市场实施价格控制（在中世纪，穷人没有办法要求任何东西，但当局时刻提防民众闹事）。
    伴随生产方面的帕累托无效率观点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并没有说明在过渡时期，即自由市场必须生产出所承诺的那么多数量的时期要做些什么。取消租金控制将 由于下述承诺而导致许多家庭流离失所：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以及其他家庭的状况将会改善。即便这一承诺得到兑现，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警 告不要坐等自由市场解决经济问题，因为“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若租金控制被取消，那么应该对因此而流离失所的家庭做些什么呢？
    伴随生产方面的帕累托无效率观点而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在保持价格控制不动的同时，能够很容易鼓励人们建造新房子和维修老房子。新建筑通常被排除在租金控制之外，而且允许租金控制型房屋的房主提高租金，以弥补维修成本的上升。
    关于经济学家如何使用生产中的帕累托效率来反对再分配性政策，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新闻直播”节目一个关于纽约市租金法规的片段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 子。这是ABC公司于1997年播出的，当时租金控制遭到了市民的口诛笔伐。节目的特色在于请了乔治•梅森大学当时的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 斯作为特邀专家。威廉斯住在弗吉尼亚，而不是纽约，并且对纽约市的住房市场没做过任何研究。在其分析中，他并没有就纽约市或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租金控制提 供任何数字。主持人约翰•斯托赛尔没有向观众提供关于租金控制的事实，反而播出了有关纽约市不同租金调控型建筑的画面，威廉斯则对自己所看到的画面作评 论。一开始，斯托赛尔给威廉斯观看名门显贵们居住在租金稳定的豪华房屋里的照片。然后他向特邀嘉宾展示了布朗克斯区中破败潦倒的建筑物的画面。
    斯托赛尔：租金控制无意中造成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一些房主说，“如果不能提高租金，我就不会对房子进行维修”。他们的确如此。
    威廉斯：若无空中轰炸，摧毁一座城市最好的办法是租金控制。
    房主们“不会维修房子”吗？难道威廉斯谈的不只是名门显贵那些租金稳定的豪华房子，斯托赛尔不应该下结论说决定建筑物状况的不是租金控制而是租户的财富 吗？任何对纽约市的房地产市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房主不能提高贫穷居住区的租金的原因，不是租金控制，而是……租户太穷了。虽然没有确凿的统计数 据，12坊间证据却表明，在纽约市贫穷的居住区，市场租金屡屡低于受控的租金。在纽约市，供穷人居住的低质量住房的问题并不新奇。若斯托赛尔想要向观众表 明的，是非监管的住房自由市场能够对纽约市的房屋质量做些什么的话，他本来可以使用雅克布•里斯1890年的著作《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中的照片。导致 住房法规出台的，恰恰是由于自由市场未能向穷人提供质量可接受的住房。
    租金控制类似于“空中轰炸”吗？在繁荣兴旺的1997年的纽约市？威廉斯本来应该告诉观众，纽约市所有新的建筑都被排除在租金控制之外，而且尽管有租金控 制，新的住房在纽约市各地却纷纷兴建。然而，被摧毁的是低收入住房，它们不是被租金控制所摧毁，而是被收入不平等所摧毁。曼哈顿区豪华住宅的价格如此之 高，以至于开发商根本没有动力去建造新的低收入住房。事实上，正如下文所显示的，既有的低收入住房常常被改造成豪华的住房。关于房屋的维修，威廉斯本来可 以告诉观众，纽约市的受控租金每年均作调整，以补偿房主维修成本的上升。最后，威廉斯本来还可以告诉观众，租金调控法规生效之后购买了建筑物的房主所支付 的价格，反映了租金调控法规的存在。他们的投资回报率因而与自由市场的回报率是一样的。
    人们很容易把威廉姆斯视作孤立的经济学家而不予考虑。但一项对身为美国经济学会成员的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76%普遍赞同“租金上限会降低可租房屋的质 量，减少其数量”的话，另有17%“有条件地”赞同这句话。13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宣布反对租金控制，但那确实被解读为这个结果，而且这种解读很可能是正确 的。即使是那句威廉斯将租金与空中轰炸作古怪对比的话，也并不是他首创的；在谈到租金控制时，经济学家们经常鹦鹉学舌地说这类话，尽管与威廉斯不同，他们 将之归结于其始作俑者，瑞典经济学家阿瑟•林德伯克14（这是经济学研究能够造成伤害的一个例子，因为林德贝克是一位社会学家）。
                                                            租金控制是为了富人吗？
    关于租金控制属于帕累托无效的观点并不是那种得到媒体关注的观点。真正产生共鸣的，是认为租金控制型房屋会落到富有租户手上的断言。女演员米娅•法罗成为 所有对租金控制有所误解的人的眼中钉，因为她，一位富有的女明星，居住在一所能够鸟瞰中央公园的租金控制型房子里，斯托赛尔当然不会放过她了。那么，租金 控制型房屋真的会落到富人手上吗？
    尽管有斯托赛尔的奇谈怪论，但证据显示，一般来说事情并非如此。纽约的出租人总体上较穷，而居住在租金控制型房屋里的租户甚至更穷。租住在租金控制型房屋 的家庭的收入中值，在2004年为3.2万美元。另一方面，市场租金型房屋的出租家庭的收入中值，为42 000美元，几乎比前者高1/3。
    把米娅•法罗树立为一名女性典型来反对租金控制，这颇让人产生兴趣，因为她原本可能是站在另一边的女性典型。1994年，纽约的租金控制法作出变更，所有 租金超过2 000美元/月的房屋，都不再受到租金控制的限制，假如他们的租户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话（1997年，该法再次作出变更：一套房屋，若其租金高于2 000美元/月，且租户的年收入超过1.75万美元，则其租金取消管制——即，其租金将随行就市；而且，任何房屋，若因租金高于2 000美元/月而无人承租，则自动取消租金控制）。难道法罗不过是因为支付了市场租金，从而能够待在其所居住的房屋里吗？她离纽约市而去，一去不返。为什 么？最有可能是因为她住不起所住的房子。法罗有14个孩子，其中几个是收养的残疾儿（瞎子、心脏病者、脑瘫者、瘫痪病者）。因此，连她都付不起曼哈顿区的 市场租金就不足为奇了。
    法罗离去了，现在另一户家庭占据了那所房子。那户人家难道也有14个孩子，且那些孩子也有法罗的孩子那么多的特殊要求吗？有关取代了法罗一家的那户家庭， 没有一家报纸刊登过这方面的故事。因为那户人家为房屋支付的是市场租金，这就肯定证明了，这户人家比法罗一家更应享有那套房子。当一项政策使穷人受益，则 每一个人都将是功利主义者，算计着受益人是否是应当受益。然而，当富人吞噬了社会各种资源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有人作这样的算计了。
    尽管有米娅•法罗的例子，仍可能有人认为，有资格租住租金控制型房屋的，应该局限于低收入家庭。因为只让穷人受益的政府项目经常中途夭折，这种观点并非像它乍看起来那么清楚明了。但是，将政策建立在奇闻轶事而非硬邦邦的数据基础之上，其危害是一目了然的。
                                                      再分配、帕累托和帕累托效率
    产品的再分配所以是帕累托无效的，是因为这会把产品分给那些对产品具有较低心理价位的人。但每一个人，不论是富有还是贫穷，对货币都有相同的心理价位：对 富人和穷人来说，一块钱就值一块钱。因此，货币的再分配就不能以帕累托效率为由加以反对。帕累托所以反对货币的再分配，不是由于它违背了他的效率定义，而 是因为若把一块钱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社会总效用将可能减少。
                                                      第3章  帕累托效率警察
    经济学家经常担任公职，当他们担任公职的时候，因职责关系，他们会运用自己的所学：若是帕累托无效的，就将之废除。
                                                           帕累托无效率：穷人吃得太多
    1997年，亚洲多个国家遭遇了一场金融危机。危机始于外国投资者减缓他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步伐的时候。货币投机者明白，由于资金流入减少，当地货币的价 值将会下降，于是他们就把所持有的当地货币换成了美元。这导致当地居民担心他们自己的储蓄的价值，于是他们也开始将他们的本地货币转换成正日益快速消失的 美元。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最终结果，就是美元的价值上升。
    关于外国投资者为什么突然之间对亚洲经济体持续增长的能力失去信心，这并没有什么较好的解释。解释了大萧条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认为投 资者的情绪是解释不了的。他把这种情绪摇摆归结于一种不可预知的“动物精神”。不论是否存在合理的解释，事实仍然是美元的价值上升了，这意味着以当地货币 计价的进口品价格立刻上涨了。
    印度尼西亚遭受危机的打击尤大，因为它严重依赖于食品进口：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小麦、三分之一的糖类及十分之一的大米都是进口的。1印度尼西亚政府当时对食 品价格给予了补贴，但尽管有这些补贴，食品价格仍大幅上涨，以致与食品有关的骚乱席卷全国，仅首都雅加达就有500人死于骚乱。为了使老百姓有饭吃，印度 尼西亚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得到一笔贷款。
印度尼西亚政府传统上对食品价格给予补贴的做法不太为IMF经济学家所接受。正如下面将解 释的，食品补贴会妨碍帕累托效率。所以，在骚乱肆虐期间，IMF在时任美国商务部长拉里•萨默斯的支持下，要求印度尼西亚取消食品补贴，以确立“以市场为 基础的定价”，作为接受贷款的条件。克林顿总统甚至从空军一号飞机上打电话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要求他按照IMF的要求做。苏哈托总统照做了。
    与租金控制没有帕累托效率的理由一样，食品补贴可能也是帕累托无效的：使穷人有机会获得他们原本买不起的物品。下面的表3.1显示了当一户贫穷家庭的收入 为20美元时其对食品的心理价位。头两个单位的食品为生存所必需。如果食品价格为20美元/单位，则该家庭将购买一个单位，如果食品价格为10美元/单 位，它将购买两个单位。我们假定世界市场的食品价格为20美元/单位，且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支付的价格。印尼政府以5美元/单位的价格向国民出售食品，即 提供了15美元/单位的补贴。在获得了头两个单位即生存所必需的单位之后，第三个单位是可选的，倘若存在那个特定的补贴，该家庭的确有对这个单位以及所有 额外个单位的心理价位。
    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若没有价格补贴，该贫穷家庭将支付20美元购买一个单位的食品，然后忍饥挨饿。由于有补贴，他会购买3个单位。该家庭得自第三个单 位的消费者剩余是1美元，然而这是政府花费15美元产生的。这意味着补贴产生了一种帕累托无效的资源分配。理论上，政府可以取消对第三个单位的补贴，作为 替代，给该贫穷家庭2美元现金；以这种方式操作，该贫穷家庭因而只会消费两个单位的食品，并获益1美元，纳税人则获益13美元，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在实践中，只对一户家庭所购买的若干单位中的一个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如果对全部单位的补贴均取消，并给予该家庭42美元的现金转移，情况将与上面一样：该家庭由于这笔转移支付将比补贴情况下获益1美元，纳税人将获益13美元（因为对三个单位的补贴为45美元）。
    虽然在我们的例子中食品补贴是帕累托无效的，但这个结果只对一个足以维生的家庭适用。我们考虑一个只有10美元收入的家庭。由于食品补贴，该家庭购买了两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帕累托改进的，因为削减食品消费将导致营养不良，补贴因而是帕累托无效的。
    食品补贴在贫穷国家所以能获得强大的支持，是因为它们能使数量庞大的人群受益（富人未受益于此，因为他们通过纳税支付了补贴）。然而，在正常情况下，若补 贴被取消，受益者中唯有最穷者才有资格获得补偿。因为最穷的国民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对所有需要补贴的人都进行补偿很少实行。因此，取消食品补贴的结果往往 是有人吃不饱饭。所以，印度尼西亚因取消食品补贴导致骚乱，这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当时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把印度尼西亚的骚乱称为“IMF骚乱”。“当一个国家陷入衰退并一蹶不振时，” 斯蒂格利茨告诉《观察家报》，“IMF就会乘虚而入，榨干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滴血。他们煽风点火，火上浇油，直到整个大锅最后爆毁。”在《观察家报》所获得 的IMF秘密文件中，IMF的负责人透露，他们实际上希望人们用“社会动荡”来回应他们将实施的政策，而且他们决定用“政治决心”来应对这些骚乱。3
功利主义观点
    那么，功利主义是如何看待食品补贴的呢？若因补贴取消而受损的人的损失完全得到补偿，则补贴就应该被取消。问题在于补贴是否应该不作补偿就取消掉。若无补 贴，穷人将吃不饱饭，很显然，穷人从补贴中获得的效用增加将超过那些支付补贴的富人所遭受的损失。当然，效用不是可度量的。衡量相对收益和损失要求进行判 断，出错是可能的。但食品补贴可能是功利有效的，即便不是帕累托有效。
    “将大量的有毒废物倾倒在这个最低工资国家，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挑剔的。”
                                                  帕累托无效：穷人找医生看病的次数太多
    2004年，曾担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①，获得了经济学家们所给予的最高认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之职。在其会长就职演 说中，费尔德斯坦用大部分篇幅谈论了健康保险问题。当然，健康保险对于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而言是一个非常适宜的题目，因为约有5000万美国人没 有健康保险，尽管事实上其中的许多人干的是全职工作。4考虑到医疗保健领域的危机，人们本来可能预计费尔德斯坦会谈论如何向更多的美国人提供健康保险，或 者也许会谈论如何取消HMO②正在实施的对医疗保健的不良限制。可是费尔德斯坦告诉听众的却是，美国的健康保险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免赔额和支付额太低， 结果人们找医生看病的次数太多了：“它们［较低的支付额］还导致那种价值不及其生产成本的医疗保健需求的提高。”
    在非经济学家看来，整容手术大概是无效医疗保健的一个最佳例子。因为它把医生、护士和手术室等医疗资源转移到其他地方，使之远离真正的医疗问题。但在经济 学家看来，整容手术实际上是高效医疗保健的一个最佳例子。为什么呢？恰恰由于它不是医疗所必需的。由于非必需，所以整容手术未被保险覆盖，而若没有保险， 除非付得起手术费，否则患者是决不会做整容手术的。这就保证了整容手术并不是“价值不及其生产成本的”。真正的医疗保健为保险所覆盖，这就是为什么像马丁 •费尔德斯坦所说的，它“的价值”可能“不及其生产成本”。
    马丁•费尔德斯坦关于支付额低将导致医疗保健“的价值不及其生产成本”的观点，下面的例子可以作为证明。假设找医生看一次病的成本是100美元，且未参保 的穷人看病时所能支付的钱不高于20美元。这意味着穷人对于找医生看病的心理价位为20美元，其找医生看病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不过，我们对这个例子稍作改 变：假定穷人参保了，且看病不需要付钱。在这种情况下，穷人找医生看病的事情就会发生，即使这种事情的“价值不及其生产成本”。那么，这种找医生看病的事 情是帕累托有效的吗？换句话说，假如保险公司给穷人提供一笔钱，它低于找医生看病的成本，比如95美元，以此让穷人不去找医生看病，那么穷人会接受吗？简 单地假定穷人会接受是错误的，因为虽然穷人付不起高于她看病时本人必须支付的20美元钱，但与接受保险公司给予的这笔钱相比较，她可能还是宁愿去找医生看 病6（我们将在第4章再回过头来讨论支付能力与某物的价值的关系）。但经济学家太习惯于把某物对某人的价值与该人对此物的支付能力画上等号了，致使马丁• 费尔德斯坦能够把这个等式作为他就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的主要元素。这二者并不是等同的，而这恰恰是保险由以存在的原因：在人们看不起病的情况下允许 他们去找医生看病。
    当前，向雇员提供健康保险的雇主出于避税的目的，可以从企业收入中扣除所支付的保险费。费尔德斯坦希望禁止这种扣除，从而使健康保险更加昂贵。当保险在雇 主看来更昂贵的时候，费尔德斯坦解释说，穷雇员将被迫满足于更高的免赔额和更高的支付额。这样，他们就会使用不那么贵的医疗保健。若费尔德斯坦的建议被采 纳，穷人将穷尽他们的一生来付钱，因为支付额的提高导致患者放弃免疫接种、癌症筛查以及挽救生命的药物。
    “（较低的支付额）导致那种价值低于其生产成本的医疗保健需求的提高。”
    毋庸讳言，根据费尔德斯坦的说法，虽然穷人的医疗保健的价值可能低于其医疗保健的成本，但这并不适合富人的情况。为了继续讨论我们的例子，我们假定富人对 找医生看一次病的心理价位为100.01美元。保险公司将必须支付给她这么多钱或更多的钱以使其不这样做，但医生的收费却低于此价格。换句话说，富人较低 的支付率是帕累托有效的，因为富人并不真正需要它。
功利主义观点
    功利主义者将会首先注意到，健康保险是一项将钱从健康者那里转移到生病者那里的再分配政策。人们购买健康保险，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有能力得到医疗保健；在功利主义者看来，那种认为让人们得到他们个人支付不起的医疗保健是无效率的主张，是很奇怪的。
    用税款作补贴的健康保险使社会的总效用增加了吗？再没有什么比人们的健康给予人们更大的效用了。一名找医生看病的患者在效用上的增加很可能超过那些支付了 该款项的人们在效用上的损失。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雇主都提供健康保险，而在提供健康保险的雇主当中，其受益水平大不相同。这意味着保险费用的税务抵扣是 不公平的。然而，与其取消抵扣，倒不如要求所有雇主提供统一的保险政策，这样反而可能更好。
                                            帕累托无效：穷人呼吸了太多清洁的空气
    发达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和发达国家的工人均深切关注第三世界的污染情况。环保主义者们担心第三世界承担不了对污染的工厂说不；工人们担心由于第三世界宽松的 环境法规，工厂将会迁移到那里，工作机会随之而去。劳伦斯•萨默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后来最终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商务部长、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 问，他在1991-1993年间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1991年一份如今臭名昭著的内部备忘录中他写道：“我认为将大量的有毒废物倾倒在这个最低 工资的国家，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挑剔的，对此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
    这份备忘录曝光后，萨默斯声称备忘录是在说反话。但很明显，他并没有说备忘录的陈述是错的。用帕累托效率作为标尺，其经济逻辑恰如萨默斯所言。第三世界的人们呼吸洁净的空气是帕累托无效的，因为如果他们必须付钱购买，他们是买不起的。
    当拉里•萨默斯为在第三世界倾倒有毒废物提供有力的经济理由时，该备忘录是对环保主义者和工会的要求作出的回应。他们要求第三世界应该采用与发达国家相同 的环境标准。这些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所不理解的是，迫使第三世界采用与发达国家相同环境法规的东西，将会是帕累托无效的。比如，假设通过污染控制技术挽 救一条人命的成本为400万美元。如果发达国家人命的价值为500万美元，那么400万美元就应该花，生命应该挽救。但如果第三世界中人命的价值仅为 100万美元，则挽救生命就是帕累托无效的，因为第三世界的居民由于这条人命的死亡和花费比如200万美元的钱而使状况改善了。
    那些不同意帕累托效率的逻辑的人这么做，就是置他们自己于风险之中。1992年，巴西环境部部长何塞•卢岑贝格尔就美国人赞同污染的言论写信给萨默斯： “您的推理是完全逻辑性的，但也是十足疯狂的……你的想法在难以置信的异化、简化论思维、社会的冷酷无情及许多传统‘经济学家’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性质 傲慢无知方面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倘若世界银行仍让你待在副行长的职位上，它将信誉扫地。在我看来事实会证实我经常说的话……所能发生的最棒的事，就是 世界银行彻底消失。”10卢岑贝格尔写完这封信之后不久就丢了饭碗。
功利主义观点
    环境保护经常被认为是一项只有富人才承受得起的奢侈政策；这也是萨默斯言论背后的假设。但事实上，当由中央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时候，环境保护是一项再分配政 策，而这是必需的，不是因为某一特定的发达国家富裕，而是因为该国的某些群体贫穷。若这些群体必须在污染工厂和清洁环境这两者中选择一个的话，他们将会选 择前者。然而，当环境标准由中央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时候，工人就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健康来讨价还价了。因此，当环境保护统一强制执行的时候，它对最贫穷的群体 具有最大的有益的影响。
    环境保护将从工厂主——他们将被迫投资于洁净的技术，从消费者——他们将最终为更高的价格买单——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以更洁净环境的形式把钱转移给贫穷的 群体。如果得自洁净环境的效用增加超过源自较少的利润和较高的消费价格而导致的效用损失，那么环境保护就是功利主义有效的。
    为逃避本国的环境保护而把工厂迁移到外国去的工厂主，最终使得这种环境保护名存实亡，形同虚设。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将逐渐减 少。除非所有的群体，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国际的，都受其制约，否则环境保护将不可能起作用。萨默斯提倡在第三世界采用低环境标准，实则是世界各地低环境标准 的一个处方。
    如果穷国被迫执行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环境标准，或者如果发达国家开始禁止在此类标准下生产的产品，一些工厂将会回流到发达国家。但是针对环境恶化，穷国中的 穷人需要受到与富国中的穷人一样的保护。而且，如果为应对工作岗位的流失，发达国家最终放宽本国的环境标准，世界各地的工人将会看到环境质量恶化，而任何 地方都得不到工作岗位方面的任何好处。
                                         第4章  为什么对产品再分配最终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产品的再分配，是因为把穷人原本买不起的产品给穷人是帕累托无效的。考虑到穷人从产品再分配中获得的效用，这个反驳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然而，事实证明，所谓没有帕累托效率的主张本身在许多情况下是错误的。
    声称产品再分配没有帕累托效率，这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富人对这些产品的心理价位比穷人更高。这个假设在回答下列一类问题时是不错的：富人和穷人 都想要租到相同的房子。那么谁会租到房子呢？当然是富人。但回答下面这一类问题时，就是一个糟糕的假设了：穷人居住在富人所垂涎的租金控制型房子里，且转 租是合法的。那么，穷人会把房子转租给富人吗？答案是不一定。居住在此类房子里的穷人的心理价位可能高于未居住在其中的富人的心理价位。
    研究人员发现，当消费者得到一个机会，有出售他们不打算出售的物品的可能时，他们所要求的售价平均7倍于若他们到市场上去购买时他们自己同意支付的价格。 一个人对自己未拥有的某一物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被称为意愿支付价格，简称WTP。同样，若他拥有某一物品，这个人出售它时所要求的价格被称为意愿接受价 格，简称WTA。
    度量WTP和WTA之差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任意特定时刻，消费者要么购买要么出售某一物品，而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既购买又出售该物品。当他购买某物品时，其 行为会透露出某些有关其WTP的信息（高于或等于他支付的价格），而当他出售某物品时，其行为会透露出某些有关他的WTA的信息（低于或等于他的要价）， 但这两个值是不可能同时观察到的。估计这些值的经济学家因而依靠人为的实验，实验结果显示，WTA对WTP之比的变动范围非常大，从1∶1到1∶113。 1但大部分实验结果落在此范围的下端，这就是为什么平均比值为1∶7。食品、医疗保健和住房的WTA与WTP之比很可能高于大多数其他商品，但不存在任何 关于这些特定商品的度量。
    我们现在回到那个租金控制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家庭G对一套房屋的心理价位为1 500美元/月，而家庭A对同一套房屋的心理价位为6 000美元/月。假设法定租金不得超过500美元/月，家庭G租住在那套房屋里。同时假设为了租下家庭G的房子，家庭A向家庭G报出其所能报出的最高价， 即6 000美元/月。家庭G会接受吗？不一定。首先，因为对于这套房子，家庭G只支付500美元/月，而非1 500美元/月，家庭G已经有了一个1 000美元/月的消费者盈余。此外，房屋位置理想，且家庭G在此居住已有时日，和邻居们都很熟悉。鉴于租金较低，所以尽管有家庭A的出价，家庭G也可能选 择一动不如一静，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这并不意味着，不论出价多高，家庭G都不会动心。但这的确意味着，一旦租住在这所房子里，家庭G对房子的心理价位高于 家族A的心理价位。因此，租金控制可能会产生一个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即使结果是，最终拥有一套房子的是最贫穷的家庭。即便按照该经济学家自己的标准，他对 租金控制的反对也不一定有正当理由。
    但假如自由市场和租金控制均产生帕累托有效的配置，那么政府应当如何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呢？再一次，帕累托效率还是不能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一种工具。
                                                      何谓“合理的补偿”？
    美国最高法院2005年关于“凯洛诉新伦敦城”一案①的裁决震惊了许多美国人。大法官桑德拉•戴伊•奥康纳和克拉伦斯•托马斯分别对本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依据的是功利主义效率，尽管他们没有使用这个术语。
    导致本案件的诸般事件缘于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高管们作出的决定，他们想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城设立一所研究机构。为了履行据报道是辉瑞公司入驻条件的事 宜，新伦敦城开始清空拥有115户居民的贝瑟尔堡海滨社区。3虽然其中的106户房主同意按市政府的出价出售他们的住宅，但另外9户拒绝了。于是，市政府 设法运用土地征用权，来迫使这9户居民腾空他们的房子，并给他们支付“合理的补偿”。然而，在收到驱逐告示时，这些居民没有带上金钱细软离开，而是将案子 上诉到最高法院。
    那两位持异议的大法官均对“合理补偿”的数额提出了意见，且新闻分析将他们的意见描述成大同小异。托马斯甚至附议了奥康纳的裁决。但事实上，两份裁决反映了大不相同的、几乎完全相反的意见。
    托马斯不认为这些居民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他解释说，“所谓的‘城区改造’计划对他们征用的房地产提供了某种补偿，但是这些土地之于这些流离失所的个人的 主观价值，是任何赔偿都不能够弥补得了的”。托马斯显然夸大其词了，他甚至不能相信“不补偿都是可能的”。但是，当政府需要为某一项目腾出土地时，它往往 选择去谴责穷人家庭，而非富有之家，因为政府相信“合理补偿”将会更低。托马斯找到了一个反驳这种逻辑的论证。他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一处住宅对一户贫穷 家庭的价值不低于一处住宅对一户富有家庭的价值，即使房屋本身的出售价格各不相同。托马斯声称一处住宅对其住户的价值无穷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无穷大 对于穷人及对于富人是一样的。虽然一处住宅对于一个家庭的价值事实上不可能无穷大，但从穷人家庭和富人家庭两相比较来看，它仍可能具有相同的价值，甚或有 更高的价值，如果这一价值不是以美元而是用效用衡量的话。其原因是，富有之家有更多的手段去适应其住宅的失去。因此，一个贫穷家庭的WTA可能高于一个富 有家庭的WTA。因为他隐含地对穷人的效用与富人的效用作了比较，托马斯所用的检验是功利主义的。
    奥康纳法官也提出了“合理补偿”的问题，她是就其中一名原告的情况提出的。那名原告名叫威廉米娜•德瑞，一直和她60岁的丈夫住在她1918年出生时的房 子里。德瑞夫人的房子由他们的家族拥有一百多年了，德瑞的儿子就住在他们的隔壁。显然，把他们逐出所住房屋将给他们带来痛苦。一处房子对于住在其中的家庭 而言具有额外的价值，远高于市场价格，奥康纳相信，向被剥夺房产的房主支付他们房屋的市场价值，是不足以补偿他们的损失的。奥康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 果按照她的论证作始终如一的推广，则只会支持如下的实践：更富有房主的房产被征用时要给予他们更大的补偿。奥康纳关心的是被征用物的价值，而托马斯关注的 是人们对所属物被征用时的适应能力。
    密歇根州对新伦敦城一案的裁决作出反应，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它处理了奥康纳的而非托马斯的关注。法律要求对原住宅的“合理补偿”不得低于市场价格的 125%。4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去征用穷人房产而非富人房产的动机，对于“凯洛”裁决的这个补救措施显然不是功利主义的。
    富人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这种优惠待遇，连同“9•11”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家庭所获得的赔偿一事，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富有家庭得到的补偿额大大高于贫困家庭 的所得，尽管前者有比后者更好的手段弥补损失。很明显，这其中缺失了一条通过政府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原则。若没有它，政府就会用纳税人的钱来强化既有的收入 分配格局，而无论这种格局多么不平等。
                                                          税收蛋糕
    在今日的美国，有几项计划是有意将财富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的，包括福利、政府的卫生服务以及公共住房及住房补贴。但财富从富人向穷人最重要的转移，其实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副产品。
    现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两户家庭，其中一家的年收入为3万美元，另一家的年收入为30万美元。同时假定，政府不提供任何公共教育，且每家都有一个孩子送到私 立学校上学，学费为每年1.5万美元。这样，两户家庭交完学费之后的收入之比为19∶1（28.5万美元∶1.5万美元）。现在政府要提供公共教育了，为 此，政府必须向这两个家庭征税。如果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那么，那户富裕的家庭最终肯定要补贴那户贫穷的家庭。即便是单一税率，财富亦将重新从富人那里分 配给穷人。必须征收9.1%的税率才能产生所需的3万美元税收。由于这个税率，那户穷人家庭将看到，它的教育费用从1.5万美元减少到2 727美元，那户富裕家庭的教育费用将提高到2.7273万美元。两户家庭的税后收入之比将仅为10∶1（富裕家庭的税后收入将是27.2727万美元， 贫穷家庭的税后收入为2.7272万美元）。因此，即使是像销售税这样的累退税，只要富人缴纳的绝对税额更多，且税收用于向富人和穷人提供相同的产品和服 务，它也是再分配性的。
                                                第6章  收入平等：最早期的效率标准
                                       不是帕累托有效的：富人缴税太多（或曰拉弗的餐巾纸）
    1974年的一天，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前往华盛顿，准备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会面。拉弗有一个新理 论，是关于高税率为什么是高得没有效率的。这是《华尔街日报》记者裘德•万尼斯基说服拉姆斯菲尔德与拉弗见面的。但是在最后一刻，拉姆斯菲尔德改变了主 意，决定自己不去见面，还把面谈地点改在白宫之外的地方。去见面的是他的副手迪克•切尼。在一个酒吧里，拉弗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幅图，说明为什么向富人 征税“太多”对国家没好处。无论是拉姆斯菲尔德还是切尼，均没有按照拉弗的理论1行事。福特总统没有提议削减税收，在他的任期内最高边际税率一直保持在 70%的高位。然而，当1981年那张餐巾纸落到里根总统手里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
    拉弗所画图的一个版本如图6.1所示。那张餐巾纸本身并没有保存下来，如今，任何一条表明把税率提高到一定程度而导致税收减少的曲线，都被称为拉弗曲线。 在我们的描述中，最大税收税率——在此税率下可课征到最多的税收——画在50%税率处，不过这完全是随意规定的。我们将会在后文中看到，最高实际税率必然 接近于100%。这就是用以证明罗纳德•里根的大幅减税是合理的拉弗曲线。
    那么，根据拉弗的理论，为什么较高的税率会导致税收下降呢？因为这会致使富人缩短工作时间，而当他们赚得比以前更少时，他们缴纳的税就会减少(这个论证并 不适用于贫穷的工人，因为当税率提高时，他们必须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在拉弗看来，较低的税率会带来更多的税入，这意味着高税 率是帕累托无效的。
    拉弗的理论有一个特别聪明之处，那就是它告别了我们对税收和政府支出之间关系的常规理解。他声称，政府在较低的税率下能够课征到更多的税收，使得看起来在同一时间既亲政府又反政府的税收是可能的。
    若降低最高税率，所征税收真的会增加吗？这是一个实证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考察这方面的证据。但是，没人能够真正相信，里根执政时期通过的大幅减税会增加税 收。从1981年到1988年，最高税率从50%下降到28%。假设一名富有的个人每周工作60个小时，其中进入收入的40小时劳动所得即100万美元须 按最高纳税等级缴税。2当最高税率为50%时，政府能够从这100万美元中课征50万美元的税收。而当税率为28%时，政府要想从这同一个个人那里征收到 相同的50万美元，这个人就得挣到位于最高纳税等级中的180万美元，或者说他将不得不每周再额外工作31个小时。换句话说，通过拉弗曲线证明，20世纪 80年代的减税具有正当性是一个诡计。
    马丁•费尔德斯坦，这个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他在1982年成为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里根的减税政策正是在他的任职期间执行的。然而，在 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费尔德斯坦披露说他从不相信拉弗：“所谓由于减税将会把备受压抑的供给努力释放出来，从而能够实际增加税收收入的‘拉弗曲线’命 题，是对供给端的高度夸张。”3但是这被作为最高机密秘而不宣。1981年，里根总统向美国人允诺，他的税收和开支削减政策将会刺激经济以每年近5%的速 度增长。4费尔德斯坦不管是在上任之前还是上任之后都没有反对过减税。
    税收减免之后收集的证据显示，这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配合了减税政策的实施。里根的所有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富人在减税之后工作努力程度 的增加是微乎其微的。5如表6.1所示，税收收入在1948～1979年间以2%的速度强劲增长，而这一时期最高税率从70%～91%不等，而在接下来的 10年里，税收收入增长率下降至0%；经济增速在高税率年份也高于低税率年份。6在20世纪90年代，税率有所上升，因而税收收入相应增加就不足为奇了。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谁为拉弗曲线买单
    由于20世纪80年代税收收入的增速慢于GDP增速，联邦政府开始削减政府开支。无疑，在费尔德斯坦的要求下，第一步是削减帕累托无效的项目。孩子们从免 费学校午餐计划中被移除，7可用的公共住房和住房补贴被大幅削减，8联邦政府在教育支出中的份额从12%下降到6%(缺口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买单补足)。 9残障人群也从社会保障名单中被移除，尽管残障救济金实际上是帕累托有效的。10民用目的的政府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下降了20%，从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9.3%降至7.4%，因为正如里根喜欢说的那样，“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此外，由于联邦税收收入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联邦政府的许多职责被转移到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身上，而后者呢，因不愿意提高他们自身区域的税收，则通过削减服务和完全摆脱责任来应对。
    最贫穷的民众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由于福利改革，福利变成了地方的职责。举例来说，在纽约市，这意味着在2001～2006年间，接受政府援助的民众数量 减少了10.03万人，而贫困人数则增加了6万人（其中成年人5.2万，儿童8 000）。12在全国范围内，各州把国家福利补助金转移到其他计划上，这实际上是盗取穷人的钱财为州预算提供资金。13但是，最贫穷的民众并不是唯一为低 联邦税率买单的。在纽约市，纽约市立大学四年制学院的学费1992年上涨了37%，1993年32%，1996年31%，2004年25%，12年间累计 上涨了96%。14在全国范围内，1981～2005年间，各州立大学的学费上涨了472%。15而个人所得在同一时期只增加了132%，不到学费涨幅的 三分之一(私立大学的学费上涨了419%)16。
    联邦政府一直在把自己的职责转移给较低层级的政府，而地方政府由于下面再没有更低的层级，则一直在把自己的职责转移到私人领域。现在，全国各地的市政府以 商业促进区（BID）①的形式提供一揽子服务和税收，商业促进区是为给市政府提供财源的社区量身打造的，以使富人补贴穷人的事情不会发生。社区越富，其街 面就越干净、越安全；在最富裕的社区中，商业促进区更换了城市安置的不雅观的垃圾桶，增添式样新颖的照明设施，派出友好的保安对街道进行巡逻。所以，最近 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洛杉矶，已建成商业促进区的社区犯罪率较低，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17在纽约市，公园现在也是私有的。富裕的社区提供资金对“他们”的 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公园进行维护。我们还不要忘记纽约的救护车系统。它过去是公共的，但现在被私立医院的救护车“增强了”，结果是，救护车在富裕的社区变 得随处可见，它们随时准备把参保并付费的病人送往私立医院，把未参保和不付钱的病人送到公立医院，根本不管医院的远近。贫穷的社区则任由它们去依靠公共救 护车系统以及现在付费患者少得多的公共医院。
    由于高税收，富人消费着额外津贴
    将近30年之后，里根的减税措施仍然与我们相伴相随，但是奥巴马总统扬言要在当前的衰退结束之后废除它们。反对财富再分配的人一直在准备新的弹药，来对付 就实施了这么短时间的较高税率。表明降低税率并未鼓励富人更努力工作的数据刚刚发布，马丁•费尔德斯坦又提出了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高税率对“经济”有 害。根据他的说法，在里根执政之前的时期税率较高，公司高管们为了避税，以“额外津贴”而非工资的形式取得收入。19
    这些津贴对股东来说通常代价极其高昂。额外津贴包括公司专机、专用餐厅、特殊的健康护理、名牌浴帘、给首席执行官的妻子举办盛大的生日聚会等。按照经济学 家的说法，这些特殊津贴是帕累托无效的，因为公司高管们并不真的需要它们。一架公司专机的价格高达数百万美元，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首席执行官们肯定会乐 意用它们来换取数额低得多的现金。费尔德斯坦辩解说，因为税率现在更低，首席执行官们不反对高工资，结果，高管们对额外津贴的消费就会更低。
    你可能认为费尔德斯坦会提供有关里根减税前后额外津贴的消费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可是他没有。他认为，美国在减税后收入不平等增加的事实，就是表明管理 层的额外津贴消费已经减少的证据。如果高管们增加消费的唯一方法是削减其额外津贴的消费，那么费尔德斯坦的逻辑就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高管们 可以既提高他们的薪酬，又在同一时间增加其特殊津贴的消费。在2005年之前，公司还可以通过把这些额外津贴简单地归类为经营费用来隐藏它们。但证券交易 委员会对财务报告的要求的改变揭开了这层面纱，这导致《商业周刊》刊登了一个故事，名为“高管津贴：丑陋的图画浮现”。20消息的披露只不过证实了至少大 多数人的怀疑。即使是较低的税收和更高的收入，高管们照样被给予了从公司专机的个人使用到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的一切，甚至在他们退休之后依然如此。正如费 尔德斯坦声称肯定会发生的那样，在1991～2002年间，拥有公司专机的公司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55家。212007年，《纽约时报》报道， 俄勒冈州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那是每年起落五千架次的公司专机的目的地(为此兴建了一个几乎专用于该高尔夫球场的机场，并由纳税人和普通航空旅客的钱来维 护)。22不过，关于不平等度的提高，费尔德斯坦却说对了。在1990～2004年间，以工人的工资来衡量，高管们的“报酬”增加了4倍（图6.4）。即 便额外津贴的消费完全消失，也占不到这个变化的一个零头。
                                                        社会产品蛋糕
    不平等不仅仅是对社会产品蛋糕如何切分的描述，它也是决定着这块蛋糕有多大的一个因素。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不平等本身就会造成产品蛋糕更小。
    第七章讨论私人市场提供的产品。结果表明，由于不平等，摇滚明星最好是在私人聚会中的小众面前而不是在公共场所面对大群观众进行表演；房地产开发商最好是 建造数量不多的大得超乎想象的公寓，而不是大量常规大小的公寓；航空公司最好只向屈指可数的乘客提供宽敞的卧床，而不是向所有乘客提供只够容身的座位；医 生最好为少部分患者细致耐心地看病，而不是为较多数量的在其他情况下只能找护士瞧一瞧的患者看病；制药厂最好把救命类药物的供应保持在低位，即便这意味着 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第八章讨论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把注意力聚焦在以我们的生活质量、教育质量为中心的服务上。结果表明，由于不平等，公共教育的总体质量低下，在为跨学区公共教育提供资金方面差异很大。
    不平等能够使得社会产品蛋糕更小，然而这块蛋糕的大小，经济学家不是根据它包含多少物质而是根据它的价格来度量的。因此，当大部分人切身体会到衰退的时候，经济学家却度量为经济增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