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种种学说理论，几乎把持了学界与政经界的舆论空间。“修昔底德陷阱”引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前鉴，认定大国争霸不可避免。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风靡一时。福山“历史终结论”断言西方普遍施行的自由民主制为举世政府共同的归趋。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论列过去五百多年的世势发展，其中从无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20世纪更早还有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西方体制颇多溢美之词。经历近二十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后，这些论断恐怕都得再检验与深入评估。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可能与其一神教的信仰有关，人只能接受上帝的爱，绝无可能本身修到神境。这与中华文化“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群龙无首”，乃至佛教“众生皆可成佛”“三世诸佛”的终极理念迥异。我们处于当今剧变之世，应当慎思明辨，以为奋志笃行的参考。

        华夏文明的深厚根底在《易经》与《春秋》二经，宗旨在极深研几、通志成务，与拨乱反正、期致太平。如何借着朋友讲习而弘扬教化，进而取精用宏，建立合时可行的制度，见诸行事以期深切著明？《易经》与《春秋》学有无继往开来、另辟新天的可能？

        我自青年时期有幸受先师爱新觉罗·毓鋆启蒙读经，迄今已逾四十多年，中间亦有社会职场诸般难得艰险的历练，学而时习颇有会心，三十多年前亦有特殊机缘开始讲授《易经》，接触各领域人士，探讨印证古哲高智，一直持续不断至今。这些年里，论《易经》笔耕不辍，也算著作等身，由此延伸出去谈四书，论兵、论老、论佛亦颇圆融自在。然而对同样钻研甚久的《春秋》经传，却始终敬慎，未敢轻易出书。

        本书得以出版，也是几方面因缘聚合。十年前有机会花了足足两年时间，讲了一百二十个小时的《春秋》学。除了重点阐述经传大义，还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主详细诠解，并且紧扣当时国际形势印证义理。去年疫情中无法出行，家居期间花极大心力将一百六十多万字的听打稿删订成三十多万字，务期精实扼要以飨读者。再选了过去发表的几篇代表性论文，引导初学者进入经学的殿堂，得窥无上甚深的微妙智慧。

        《易经》立象，《春秋》设况，《诗经》比兴，《尚书》因事，《周礼》拟制，中国经典的表达手法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平铺直叙的说理，亦非应然与实然的二分法可简单概括，而是广而深地运用到象征和比喻。犹记四十年前，我以“明道若昧”为总题试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文章，请毓老师批阅指点，得获他的赞扬肯定，他还勉励我沉潜往复，再下精深功夫，探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我文称诠解中国经书必须“以创造通创造”，用他老人家常训勉学生的话，则是“贞一奉元”，“要接着讲，别只照着讲”，还以诗明志：“岂止日月易新悬，必也盘皇另辟天！”

        十年前，老师以一百零六岁高龄仙逝后，其门生弟子成立中华奉元学会承继其志，先后主办了三届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做了两回主题演讲：《因贰以济民行——倚〈易传〉贯通〈大易〉与〈春秋〉》《笃实光辉，天下随时——恭述毓老师易学》；提交一篇论文：《天堑与通途——21世纪的〈春秋〉学》。至于《双璧连辉——〈大易〉与〈春秋〉通论》，则是自己更早琢磨成形的研究成果。一并呈于本书附录，供天下关心世务的仁人志士参考。

        千载一时，我们躬逢其盛，还是以前人壮词作结代抒心意吧！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刘君祖　　　

于辛丑岁次小满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