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首次研读荷马时，为了理解《伊利亚特》的情节，我用上了从柏拉图那里找到的方法。后来，当我研读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时，柏拉图用以揭示那些组成城邦结构的前政治和政治要素的方法，对我来说好似阐释《普罗米修斯》、《七雄攻忒拜》、《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的指南。

        在所有这些解读中，柏拉图如地图或坐标一样，使我得以在更古老的著作家那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著作家不能像柏拉图那样引导我，但这并非他们的过错。于我而言，荷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只示而不宣的东西，柏拉图却给出了论证。可以说，逻各斯（Logos）打开了范式理解之路。虽然我隐约地意识到，如果柏拉图老是在我头脑中，范式理解就会显得牵强和刻意，但那于我也绝不会太过有扰，绝不会甚于一个旅人在黑暗森林里东奔西突，在碰到一片林中空地，终于又能摸清方向时，却对自己命运的转变产生怀疑。

所以，柏拉图手中也并没有能为我解释地图与实地之间如何神秘匹配的史料。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柏拉图曾向诗人学习过，我那时猜想，说哲学受惠于诗歌，简直本末倒置。我现在仍然着迷于柏拉图本人所确立起来的这两极对立，他让苏格拉底谈的是“诗歌和哲学的古老论争”。

        起初，诗人才是智者（the wise），后来哲人拒绝承认他们这个头衔。哲人虽然自己在抗议，却早已把这个头衔据为己有。诗人的智慧是庸俗的智慧，只是拿来使三万多人目眩而已，却经不起一场私人论辩的攻击（《会饮》，175e2-6）。然而，如果总是怀着柏拉图所指明的对诗人的这种预设，人们似乎只好认为，诗人说了许多美丽的事物，却不知道它们的意义（《苏格拉底的申辩》，22c2-3）。若是偶然猜中，本不足为奇，但一旦成功成为一种范式，就会让人怀疑是做了手脚。如果做了手脚的话，要把诗歌从哲学中简单分离出去，就再也不可能了。

        从原则上说，要模糊这种二分，可能需要让非理性闯入理性的领域，而不是让理性扩张至那些从前看似非理性的领域。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怀疑哲学思考，相反，我认为我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重新划定诗歌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或者更准确地说，划定某些诗人与柏拉图之间的界限。

        这种方法牵涉到苏格拉底所谓的“第二次启航”（second sailing），他用这个术语来指称自己思想上的转变，即放弃直接探究宇宙论（cosmology），转向言辞（speach），而不是转向存在物（the beings）。我认为，在这种转变上，诗人走在苏格拉底前面。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说假话有如说真话——这正是所有希腊诗歌所仰赖的原则——如何可能胜过讲真话，因为对我来说明显的是，正如对苏格拉底来说也一样，人们不可能故意撒谎，除非他事先知晓真相。

        ……

        诗人运用了自己的辩证法，真实出现在两种虚假的形式中。这两种形式并非诗人独有。无论何时，我们如果扮演别的什么人——我们直接引述他人的话时就是在扮演他人——那么我们就在一分为二；如果我们说出来的话不只是字面意思——但凡我们说话，几乎总是这样——我们就在合二为一。

        不过，诗人是在系统化地这么做。我们把这种系统叫作诗歌辩证法的情节（plot）。这种情节是要将诸种的不可能性或明显的不可能性予以公开。它通过言辞和行动，揭开那些一中隐藏着二或二寓于一的事物。在这个公式中，“二”可以代表任何数字。

        俄狄浦斯说：“一等于多，此乃不可能。”（《俄狄浦斯王》845）索福克勒斯正好展示了这种不可能的算术是如何算出来的。这显然是俄狄浦斯解开的那个谜语的翻版，在那个谜语当中，四、三、二都为一。俄狄浦斯这一名字表明两个东西：智慧和残疾。它们显然是偶然聚合而成的，可以分别对应于长大成人的俄狄浦斯和刚出世的俄狄浦斯。但情节却将两者合在了一起，并解开了俄狄浦斯这个谜语本身。奥德修斯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他自己起的，另一个是他外祖父起的。这两个名字都意味深长，但它们显然完全不同。《奥德赛》的情节将两者联系了起来。

        站在诗歌辩证法最高峰的是诸神。当阿基琉斯要杀害阿伽门农时，雅典娜拽住阿基琉斯的头发，很容易说荷马已经把一变成二了，阿基琉斯的第二种想法（second thoughts）被赋予了单独的存在，但荷马在别的地方却把“第二种想法”与神作了区分。

        柏拉图至少提过一次（即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的第二场演说中），向存在物的上升总是通过奥林波斯诸神的故事来实现。这些神就是说谎有如说真话的代表。他们似乎把假扮与制造意象结合了起来。他们既是一的虚假对立面，又是二的虚假的一：爱神（Eros）通常被理解为既是施爱者，又是被爱者。

        在转向《奥德赛》之前，我们并不清楚诗人们本身在这方面已着柏拉图的先声，还是说，他们已经向柏拉图指出这种理解他们做法或创制的方法，只不过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理解。如果他们不这么理解，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必定是诗人的向导，以及为什么诗歌与哲学的古老论争会延续下去。然而，如果他们是这么理解的，柏拉图就重拾了一种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并非是通向哲学的道路，而是哲学本身，那么，诗人柏拉图和哲人柏拉图表面的紧张也就消失了。

        吾师——已故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常跟我说这有可能，但那时我还不懂他的真正想法，而且我现在也不知道此时自认为懂得的东西，是否就是他当时的真正想法。不管怎样，本书就是为探究他所指明的那种可能性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