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叙事：从伏尔泰到吉本的世界主义史学
作者：[英]欧布里恩
前言：世界主义、叙事和史学
朱琦译
本研究的主题是18世纪五位史家作品在理解过去时的世界主义进路，他们试图通过书写叙事史学，修正或改变其读者的民族自我意识。其中的三位，伏尔泰、休谟和吉本，世人皆知，且常常被相提并论。第四位，罗伯逊，是写作苏格兰、欧洲及其帝国历史的苏格兰史家，曾获得与其挚友休谟同等的殊荣，之后被冷落了一段时日，近几年又受到学界诸多关注。第五位是美洲史史家拉姆齐，对他还需多介绍几句。在写作美国独立战争的早期爱国主义史家中，他是最有天赋，也是对其最持怀疑态度的一位，将他囊入此书，乃因其作品例证了以世界主义观的方式讲述国家（national）自我创造的各种独特困难和回报。
每个史家的作品都在其国家和文化语境中获得并提供了意义，对他们的思考就是基于这些语境而展开。罗伯逊的作品数量多、差异性大，相关的二手材料不足，因而本书将用两章来讨论他。《启蒙叙事》没有目的论抱负，不会讲述18世纪历史中如何兴起了一种历史主义者的观点，或进步的启蒙式元叙事如何大获全胜。研究重点不是关注作者们的总体影响力，虽然也会讨论作者对某一作品的重述和改编，这些重述和改编使人们认识到该史家对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创造性反应。这些作品跨越了各种政治确定性、文化自我理解和民族偏见——正是这些塑造了当代对过去的解读，我将替之以不那么严谨的方式审视世界主义情感在每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在确定政治上的优先之物（political priorities）、选择文学技巧，以及对过去的即时性（immediacy）或过往性（pastness）的敏感度方面，这些史家都极不相同。其相同之处是对世界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的认知，即所有民族都有各种有据可依的历史和身份，这些历史和身份彼此交融并形成一个整体，但个体国家或民族自身不是史学研究中可清晰识别的单元。这种认知的必然结果之一是，贯穿18世纪中晚期的不列颠与法兰西的帝国竞争和帝国战期间，五位史家都一直致力于一个理想——各国均衡发展、形成一个和谐的欧洲体系。
中译本前言
朱琦
宋神宗誉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将之命名为《资治通鉴》；古罗马西塞罗曾言，历史是“时代的见证，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古代社会的信使”（《论演说家》235）。可见东西方古代传统都明白史书之于治道的意义。
此书所涉及的五位史家都是西方启蒙时代之后的大家，对于西方现代思想和治道可谓影响极大。而我国近四十多年来也大致跟随西方现代思想的脚步，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颇深的影响。作者看待这五位史家的视野颇有旨趣，他在前言中即提到“这里讨论的所有史家都采取了以文化为中心的创作姿态……”，谈论伏尔泰时尤其强调他“更多从文化而非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然而，伏尔泰的作品——无论史学作品还是所谓的文学作品——无一不与王者、王权相关；而且西方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也曾说，伏尔泰撰写世界通史意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俗世的普遍性原理”。塑造“俗世的普遍性原理”当然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况且伏尔泰自己在《风俗论》里也说，史料本身杂乱无章，唯一“连贯清晰的图画”是“关于艺术和科学的史料”以及国家治理的史料。因而，此书无疑为我们理解西方人看待他们自己启蒙时代以来的史家提供了另一些材料。
“启蒙”一词在中文里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曰“且有强兵良谋，杂袭继踵，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卷一·六国）。在自序里，应劭直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而他作为制定《汉仪》的法学家，作此《风俗通义》，绝非仅仅为了记录花边轶事、民间喜丧，而是因为“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义序）。《风俗论》与《风俗通义》的作者都明白阐述其创作初衷，可见“风俗”或许远远不止于民俗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研究范围。遗憾的是，从“辩风正俗以资政要”的角度审慎而明智地研究《风俗论》的东西方学者都极其稀少，遑论《风俗通义》。
也就是说，从诸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风俗很可能只是启蒙之后的倾向，这就迫使我们思考，为何启蒙运动对于政治地看待风俗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影响。如果说正是此书中这些著名的史家延续或强化了这种影响，那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些史家与东西方古典传统的史家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无论如何，以此书为指引，思考我们自己的史书和史家，能对“启蒙”“史书”或其他本来耳熟能详的名词或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与更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