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第一讲 导论”）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这是我第一次开设关于维柯的研读课。几年前我曾打算开一次，但没能实现，当时可用的复本不够。直到1961年，《新科学》的伯尔金和费什译本才出版了平装本。我此前从未开过关于维柯的课程，原因很简单——我从未研读过维柯。这不只因为个人的原因，所以我希望做些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法研习一切。即便是政治哲学教师，也无法以真正的方式研究所有有分量的思想家。其原因是：当我开始研究时，我总是因为某位思想家的指引而发现另一位。例如，我曾经对霍布斯感兴趣，而霍布斯向我指出了通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的道路。随后，霍布斯又以某种方式把你引向洛克，等等，于是我对他们都做了研究。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两个人距离维柯最近，但是由于他们从未提到维柯，因此，我也没有发现必须研读维柯的理由。当然，我在文献中读到过维柯，但无论我当时读到些什么，都不足以吸引我致力于认真的研读。简言之，后来变得很清楚的是，维柯与现代式的史学考据（modern historical criticism）的出现有密切关系——我以后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现代式的史学考据中，有过两次著名事件，一次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沃尔夫，对荷马的批评，另一次是19世纪初期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对早期罗马史的批评。维柯早在一百年前已经对此做出预见，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早在17世纪，斯宾诺莎就在论述旧约问题时提出了历史批评的根本要点，并提出了它的专门原则。这个问题比荷马问题和早期罗马史问题更重大得多。在这个方面，无论维柯有多么重要，他的重要性都不像斯宾诺莎那么根本。这是我未能转向维柯的一个原因。

        但我认为，现在是我该研读维柯的时候了。那么，基于——比如我自己——恰好知道的东西看来，何以要读维柯？我想，可以给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历史问题（the problem of history）。现在，让我来表述一下这个问题。由于在座的不少人我并不熟悉，我会不得不说些其他人已经听过的内容，但我会尽量讲得简略。你们可以中途打断我，或者也可以在课间展开讨论。

        现在暂且不提维柯，让我来表述一下人们如今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以及该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政治哲学可以界定为对真正的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或正义社会（the just society）的追求。这个问题自从古希腊之初便已提出，而结果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N种答案——N可能会有两位数或三位数，对此不必细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