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用“厚黑”两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即在中国古代政治大网络中，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情倾轧和噬食，谁脸皮厚，谁心肠黑，谁就能在政治角逐中把握先机、左右逢源。这个说法虽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失之于偏颇、绝对化，但也不无一定的道理。的确，在封建社会里，政治往往是十分残酷无情的，它“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虚伪的周旋，血腥的倾轧，“你方唱罢我登场”，像口巨大而深不可测的陷阱，使人们有意无意地葬身其中，留下无尽的痛苦与遗憾。无怪乎有人要将二十四史形容为伤心的“相斫”史。

        这种伤心“相斫”的性质，在同僚关系上往往有最集中的反映。常言道“同行是冤家”，同僚之间，为了满足各自无穷的权力欲，为了在君主面前摇曳尾巴争宠邀功，为了在切分利益的蛋糕时赢得最大的份额，都不免像乌眼鸡似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互相倾轧，不择手段。彼此间仇恨多于关怀，拆台多于互助，猜忌多于理解，幸灾乐祸多于同情提携。于是寡恩薄义过河拆桥者有之，党同伐异落井下石者有之，无事生非自毁长城者亦有之。其结果，是许多人被黑暗政治吞噬，历史长河中不断有新的冤魂失足落水，这是历史的丑陋，也是历史的无奈。

        战国时期，秦国文武两大名臣白起与范睢之间的“生死劫”，可以说是这种丑陋官场文化的一个缩影。

        战争是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与之相应的，就是英雄辈出、名将如云，若就骁勇善战这一点来讲，应首推这位白起。

        白起（？—前 257），郿（今陕西眉县东）人。据《史记》等史料记载，白起从普通士兵到秦军主帅，一生征战沙场，前后达四十余年，曾指挥重大战役十余次，歼敌近百万人，夺取了韩、赵、魏、楚等国的大片土地，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称得上是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常胜将军”，誉之为“战神”毫不为过。

        白起的军事功业以东破韩、魏为起点。公元前 294 年，白起被秦昭王任命为左庶长，统率秦军一举攻占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次年，又率军同韩、魏联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一带）进行战略决战，全歼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经过这次战役，韩、魏两国一蹶不振，从此畏秦如虎，献地求和，而秦国则基本上实现了“断山东六国之脊”的战略意图。

        在对韩、魏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秦国把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了楚国。时已官拜大良造（秦国最高武官）的白起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战略方针，于公元前 279 年率秦军数万人南下攻打楚国，连克鄢（今河南鄢陵西北）、邓（今河南邓州）等五城；翌年又攻占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迫使楚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接着，白起又先后攻占巫、黔中之地，将楚国西部大片国土并入秦国版图，从根本上摧毁了楚国赖以抗秦的实力，战略格局为之彻底改变。白起本人也因军功卓著而被封为武安君。

        在中国历史上，白起以善打歼灭战而闻名，他用兵艺术的最大特色是知己知彼，料敌详审，准中求狠，出奇制胜。这一点在公元前 261 年爆发的秦、赵长平之战中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白起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杰作，其军事成就在这一战中达到了巅峰。当时，韩、魏各国连遭秦的打击，朝不保夕；楚、齐、燕诸国也屡受重创，自顾不暇。唯有赵国，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以来，军事实力增强，成为秦统一天下的主要障碍。秦、赵之间的战略决战有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长平之战。

        在这场生死大战中，身为秦军主帅的白起，针对只会“纸上谈兵”的赵军主帅赵括轻敌骄傲的弱点，制订了“诱敌冒进，奇正并用”的作战计划，即命令前锋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当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而将主力配置在纵深构筑的袋形阵地，抵挡阻遏赵军的攻势；动用奇兵两千五百人埋伏在两边侧翼，伺机穿插到赵军侧后，切断其退路；再用五千精骑插入赵军营垒，牵制营垒中剩余的赵军。这真是一个天才的作战方案，在古代世界，只有迦太基伟大统帅汉尼拔的布阵勉强可以与之媲美。

        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进攻行动，率主力进入秦军预定的包围圈内。白起即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三段。赵军四面受敌，粮道断绝，援兵不至，突围不成，完全陷入绝境。被围困四十六天后，赵军饥疲不堪，甚至自相杀食，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部队。绝望中，赵括亲自率领精兵突围，结果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军失去主将，斗志全无，四十余万饥疲之师全部向秦军解甲投降。白起除下令放回二百四十多个少年外，其余降卒一概坑杀，写下了战争史上十分残酷的一页。

        赵国是当时秦国在关东六国中最后一个强劲的对手，长平之战从根本上削弱了赵国，为秦统一六国扫除了一个巨大障碍，而白起本人也在此役中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大规模野战机动歼敌的典范战例。

        从白起辉煌卓越的军事生涯来看，很显然，他是秦统一六国的第一号功臣。秦国要“振长策而御宇内”，东出函谷，席卷天下，首先要控制天下中枢——韩、魏，从而占有战略上的最大主动与优势，这一步，白起通过伊阙一战，杀敌二十四万有生力量后实现了。秦国的第二着棋，是要彻底削弱关东六国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军队最众的楚国，消除“纵成则楚王”的巨大威胁。这一目标，也凭借白起的天才指挥，克楚国都、焚楚王陵，打得楚人丧魂落魄而遂愿。秦国第三步，是要坚决打击关东六国中战斗力最强的赵国，摧毁关东六国的侥幸抵抗心理，最大限度地打开通向胜利、完成统一的道路。这一心愿，同样还是依靠白起长平一战而水到渠成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于日后秦始皇派王翦、王贲等人最后剿灭六国，也无非是在白起栽种的桃树上采摘桃子而已，换成你我，或许也能轻松摘得，并不稀罕。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起是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人！其功勋绝不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下。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功臣，也同样未能走出“兔死狗烹”的怪圈，魂断杜邮，衔冤千古。

        稍加考察便知，白起其实是残酷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他的蒙冤殒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功臣倾轧功臣的产物。

        这个陷白起于万劫不复绝境的功臣，就是当时任秦国丞相，同样曾为秦国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应侯范睢。

        这位范睢丞相，与那陷害岳飞落得千古骂名的张俊可有所不同，他是秦国不折不扣的大功臣。他所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方针，使秦国统一六国的战略走上了健康正确的方向，帮助秦国以较小的代价赢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得寸亦大王之寸，得尺亦大王之尺”，秦军所向披靡，蚕食鲸吞，占尽战略上的主动，为最终横扫天下、混同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范睢无愧为勋侔白起的大功臣。而范睢本人亦因功勋卓著而由普通客卿爬上丞相的高位，位极人臣，风光无限。

        可惜的是范睢是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政治短视者，他对白起的功勋耿耿于怀，必欲捣乱破坏之而后快。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与矛盾，在秦军长平大捷后尖锐激化到了极点，最后酿成了一次总冲突、总爆发。

        长平一战，白起统率秦军全歼赵军主力四十余万，从根本上消灭了关东六国赖以抗秦的有生力量，秦统一天下的道路从此畅通无阻了。白起本人也因此战的大获全胜而功名达到鼎盛。他把握战机，及时进围赵都邯郸，期待一举灭亡赵国，把秦灭六国的事业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然而，白起的巨大成功，却让范睢心头酸溜溜的，他感受到了莫大的空虚失落。他的这种微妙心态，被聪明人察觉并加以利用，纵横家苏代向范睢进言：赵国一旦灭亡，秦王便成了天下的主宰，白起也将因功晋升为三公。他“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即便是周公、召公和姜太公的功业也比不上他。接着苏代话锋一转，向范睢点明如果白起继续建功将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接着，苏代居心叵测地向范睢建议：不如答应赵、韩诸国的求和意愿，放过赵国，“无以为武安君功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苏代的建议正中范睢下怀，为了个人的得失，阻止白起再立功，范睢他竟然不顾国家利益，向秦昭王建议允许赵国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头脑简单的秦昭王采纳了他的意见，遂下令解除邯郸之围，使得白起灭赵的战略计划功亏一篑。

        唾手可得的胜利就这样被轻易葬送，这当然叫白起既伤心又失望。得知这原来是范睢从中捣鬼，白起的愤懑可想而知，“由是与应侯有隙”。而对于采纳范睢意见的秦昭王本人，白起内心深处也萌生了些许不满。所以，当秦昭王改变想法，决定重新围攻邯郸时，白起托病不朝，死活不肯出任主帅。秦昭王知道他有病是假，闹情绪是真，故一再坚持让他挂帅出征，并数次派范睢上门去劝请。白起一见范睢就来气，更是坚辞不从，君臣关系从此变得十分紧张。

        对于一直嫉妒白起军功的范睢来说，眼下的僵局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为了彻底除掉白起这个竞争对手，他决定趁热打铁，利用秦昭王对白起的信任危机，鼓唇摇舌，挑拨离间，进一步强化秦昭王对白起的恶感。他的战术果然奏效，秦昭王最终下令贬白起为普通士卒，逐出京城咸阳。可怜一代名将白起，在范睢的陷害下，竟然被剥夺一切，流落天涯。

        不过对于范睢而言，白起被削职流放还不能让他完全满意，他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白起的肉体，彻底斩草除根。为此他再接再厉，向秦昭王进谗言说：“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昭王听了火冒三丈，于是下令逼白起自杀。旷世军事天才白起就这样殒命黄泉，留给历史一个巨大的遗憾。

        白起的屈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死而非其罪”）又一次表明，功臣之间出于嫉妒、争名夺利等阴暗心理的倾轧斗争，是传统政治弊端的客观反映，是导致将星陨落、功臣不得善终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表明，对于功臣宿将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战场上的明敌，而是来自自己周围暗藏的以同僚面目出现的敌人。这种人为的政治内耗、倾轧，使得多少功臣没有倒在战场却倒在了官场，让历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