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古今之变的历史洪流中走出一条通达天人之际的成德之路

 

 

        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孔孟并称，以及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这大概没有人会质疑。但是，事实上，孟子在儒学传统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在两宋以后才被确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孟子》主要是以儒家诸子之一的著作，或者解经之传，保留在众多先秦典籍之中的。虽然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对孟子推崇有加，如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a，但这种说法其实只是一家之言， 并没有在学术界取得共识。即便到了唐代中叶，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力持儒家道统之说，认为“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b，但这也只是韩愈及少数人的看法，并未成为儒学研究的主流观点。

        驯致北宋，汉学式微，人们对经典的研究由重章句训诂转向性命义理的探索，理学抬头。在这个背景下，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无论是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还是王安石的新学，都对孟子倍加推崇。特别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王安石执政时期，《孟子》更是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孟子受封邹国公，配享孔庙。南宋时期，孟子在学界的地位益隆，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并详为之集注。而陆象山更自谓学无所受，“因读孟子而自得之”a。从此以后，孟子的地位再无争议，无论是主张“性即理”的程朱理学，还是主张“心即理”的陆王心学，《孟子》都是他们所援引的重要经典之一。元文宗至顺元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首度被朝廷封为亚圣，从此，“亚圣”便正式成为孟子的代名词。

        虽然孟子的心性论在宋明两代是思想主流，但是孟子“民贵君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之说，一度不能见容于明太祖朱元璋，《孟子》一书不但遭到删节，甚至连孟子也几至被逐出圣庙。至清末民初，西学东渐，面对中国君主专制政权的腐败，西方民主政治之开明进步，当时提倡变法者如康有为，倡导革命者如孙中山先生，莫不推尊孟子“民贵”之说，于是乎，孟子俨然又成为“中国民本民主之政治思想之宗师”b。

        1912 年，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颁布壬子学制，正式将西方大学的教育体制移植到中国。从此，中国传统的经典教育失去了舞台，所有的文化典籍都必须在西方学术的分类架构及知识体系中拆解重构，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承，面临着两千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巨变。其中，儒家受到的挑战尤其严峻，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震天响，孔孟的光环不再，所以他们必须通过知识化的包装，才能取得在大学殿堂里的生存空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生，共同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面向世界及国人重新肯定儒学及中国文化的价值，引起热烈反响 a。一时之间，儒学得以重现生机，其中，牟宗三先生的影响力最大，他在香港、台湾两地，带动了许多年轻学者投入儒学研究的阵营。牟先生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康德哲学。牟先生在研究中西哲学数十年之后，很谨慎地选择了康德哲学的架构与语言，几经深思熟虑，在保留中国哲学作为生命的学问这一特质之下，将孟子的心性论定位为一种“道德形上学”与“自律伦理学”的义理形态，为孟子学的知识化赋予了最鲜明的哲学立场。迄今为止，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社群中，仍占有主流地位。但是，西方文化变迁的脚步太迅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对十七世纪以降的西方的理性主义、基础主义的思维模式，发动了摧枯拉朽的攻击，也使得海峡两岸中国哲学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对比及诠释空间。于是，孟子思想的现代诠释， 在近二十年来也呈现出非常热闹的情形，除了前述牟宗三先生影响下的主流论述外，知名学者如傅佩荣教授的人性向善论及杨泽波教授把孟子的“王霸之辩”解读为君本论的见解等，各种说法也浮出水面。只是身为现代的经典阅读者，面对孟子思想体系在知识化过程中产生的这么多的诠释成果，要做出判断、抉择，无疑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因此，为了让读者面对经典有更多空间独立思考，本书保留了经典全文，在“简注”与“语译”部分，除参考历代注释外，也比照了当代学者的成果，为读者克服古文阅读的障碍提供了方便。至于“现代解读”部分，所反映的乃是作者五十年来研究《孟子》的体会，从早年亦步亦趋地追随牟先生的诠释，到逐渐能得心应手地从中西哲学的差异中，用孟子自己的语言，以及华人生活世界里的一些存在体验， 来契接孟子的思想。因此，读者在阅读这一部分时，看到的将是作者不断地撕去孟子思想被知识化过程中的一些理论标签，尽可能地恢复孟子原来的成德之教的义理风貌，让孟子的思想少了一些知识包装， 多了一些可以贴近生活，让我们一再反思的意义与趣味。

        目前，为了精简篇幅，以及引导读者进入孟子的心灵世界，作者先将普通人对孟子其人及其思想的误解厘清，并在排除一些妨碍我们理解孟子的成见后，再对孟子思想的认知以及《孟子》一书的阅读方法， 提供一些建议。

        孟子是一个迂阔、固执又霸道的雄辩家，还是一个富于历史使命感的孔子信徒？

        如何借阅读《孟子》文本，进入孟子的心灵世界？孟子自己在《万章下·八》中给过我们一个重要提示，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换言之，我们必须通过知人论世这个途径，亲近古人，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钱穆先生就曾根据这个原则，指明了理解孟子的最佳途径，他说：“而凡研究一伟大之人物者，最先首当注意其一生之行实，次及其人之性情，以至于日常之琐事。凡以考察其为人真精神之所在，而使其全人格之真相活现于我之脑际，自明晰而感亲昵，自亲昵而生了解，然后乃研究其思想学说之大体，乃为得之。”a 果如是，那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孟子还原到他的时代，掌握他一生重要阶段的行事记录。而我们可以找到的有关孟子生平的第一个传记，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所述的《孟子荀卿列传》。其中，司马迁这样记录孟子：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 b

        太史公惜墨如金，不但对孟子的生卒年未做交代，而且对其生平行旅叙述次序颠倒、过简，虽然如此却依然生动地总结了孟子的行事风格，以及他与整个时代风潮格格不入的情形。所谓“迂远而阔于事情”，其实就是说孟子无意“阿世俗苟合”，硬是要拿着方榫头往圆榫眼里塞。问题是，司马迁对孟子的这种评价，恰当公平吗？为什么孟子会跟当时合纵连横的风潮如此对立？也许我们要先对孟子一生行事的阶段，做较精准的定位，才会有清楚的答案。

        关于孟子的生卒年，迄今并没有定论，但学界逐渐有一致的看法， 大体上采认元代程复心的推断，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 前 372—前 289），享年八十四岁。其间，孟子幼年得母教甚多，及长便受业于子思门人。我们参考近人如蔡仁厚教授 a、梁涛教授的考证 b，可以将孟子一生的行旅及重要事件，约略分为下面九个阶段。

        孟子四十岁前主要在其母国设教授徒，可参阅《孟子》原典部分的 2.12、4.4、12.1、12.5。

        孟子曾两度游齐，在齐威王时就已到齐国，并与通国皆称不孝的匡章交友，但现今文本中没有孟子与威王交谈的记录。又据梁涛教授推测，孟子与告子有关人性的辩论可能就在此时期。可参阅6.10、8.30、11.1、11.2、11.3、11.4。

        孟子在齐不得志，听说宋国“今将行王政”，遂来到宋国。目前的《孟子》原典中并无与宋王交谈的记录，却保留了与宋大夫戴不胜、戴盈之的讨论。        其间，滕文公为世子时两度过宋求教，可谓孟子一生行旅中的大事。可参阅 5.1、6.5、6.6、6.8、13.9。

        可参阅 4.3、5.2。

        孟子一生最受诸侯尊重大概就是在滕国的时候。滕文公对孟子言听计从，但滕国毕竟是小国，夹在列国之间，处境艰难。可参阅 2.13、2.14、2.15、5.3、5.4。

        孟子游梁，一般学者认为是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是时，孟子已五十三岁。孟子与梁惠王初相见，即展开了一段铿锵有力的“义利之辩”，名垂千古。可参阅 1.1、1.2、1.3、1.4、1.5。

        孟子在梁两年，惠王卒，襄王即位，“望之不似人君”，孟子遂去梁再度游齐。当时，齐宣王即位不久，野心勃勃，对孟子虽有礼敬之心，却无意接受孟子的仁政理想。孟子对宣王可谓是循循善诱，可惜仍旧无法改变宣王。宣王五年，齐国趁燕国内乱，出兵伐燕，孟子劝阻不听，遂萌生去意。可参阅 1.7、2.2、2.3、2.4、2.5、2.7、2.10、2.11、3.1、3.2、4.6、4.7、4.8。

        孟子去齐的心路历程，复杂而动人，颇耐人寻味，因为毕竟孟子在齐宣王一朝待了六年之久，而且一度位列三卿，但是与整个战国时代风潮对抗的孟子，仍旧壮志未酬，最后选择致为臣而归。可参阅4.10、4.11、4.12、4.13。

        据司马迁记载，孟子回到邹国后，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编订《孟子》一书。

        根据前述的线索，我们发现孟子四十岁以后，有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奔波于当时的诸侯列国之间。依据太史公的记载来看，孟子的际遇似乎远不及与其同时的邹衍，但是显然也有一定的声望与影响力，否则不会被弟子彭更质疑：“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所游历的国家，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像滕国、宋国这样的小国，夹在齐、楚两个强国之间，虽力图振兴，却难逃被兼并的命运；另一种是像梁、齐那样的大国，在诸侯混战的年代里，国君都抱持着大欲，穷兵黩武，试图建立霸业。而孟子与这些国君的对谈， 不分强弱大小，均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正如司马迁所说，孟子总是从尧、舜、禹及三代谈起，宣讲着仁政的理想。但是，孟子并非一味地不通时务、好高骛远，他所描绘的施政蓝图里，可以精准地指出中国传统农村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否则他不会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可是， 不容争辩的是，孟子有些言论的确给“迂远而阔于事情”的批评留下了口实，这方面我们确实也很难为孟子开脱。

        孟子面对弱国的困局，如滕文公询问：“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的回答是“世守”，即带领老百姓死守家园。再如，孟子又举“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之例，建议滕文公放弃家园，迁徙他地另谋出路。孟子提出的这两个方案，宋代理学家杨时就曾说：“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 换言之，在苏秦、张仪这些纵横家看来，孟子的回应毫无谋略可言，根本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无怪乎太史公批评孟子迂阔。然而，还不止如此，孟子在与梁惠王、齐宣王这些大国国君的应答中，虽时而疾言厉色、咄咄逼人，时而滔滔不绝、强聒不休， 但所有言论均围绕着仁政来发挥，而且都是紧扣人民这个唯一的主题展开。诸如国君好乐，请“与民同之”，国君好色、好货，也请“与民同之”。这种民贵君轻的言论自然会让国君倍感压力，以致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更有甚者，在孟子看来，当时列国诸侯想要以军事手段一统天下，以一敌八，不啻是“缘木求鱼”。因为王天下的首要条件是得民心，而这要靠政治文化的手段才能达成，亦即施行仁政，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的这种非战思想，的确与当时醉心于军事竞赛的诸侯们大相径庭。太史公评论孟子是“持方枘欲内圜凿”， 可谓一语中的。

        问题是，孟子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己见，甚至不惜与整个时代风潮对抗？孟子的弟子陈代就曾质疑，“‘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只要稍作退让，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伸展空间，这不是很值得一试吗？我们要想厘清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孟子是如何诊断他所处的时代的，以及他是如何对自己进行历史定位的，弄明白这些，才能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