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过去人类活动之成绩的记录；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从萌芽一直到成熟，其间经过的过程，都由历史记载下来，给后人以参考的资料。然而历史的事实并不一成不变，时刻有新的发现；每一发现，往往将已成为定论的史实推翻了。以人类的历史与宇宙的历史来比较，那是异常的渺小与短促的。以人类的历史与有史以后能记载在簿籍上的历史来比较，那后者更渺小更短促了。但是现代的人类，却渴于知道一切宇宙的历史与有史以来的历史，同时，又希望能将已有的史实，成为永久的定论，于是历史这一种学问，便成为荒芜待垦的园地；而历史学者的工作，也变成更辛苦更重要的工作了。

        “史”字的本义，原不是现今所用“历史”的意思，是古代一种工作者的符号，沿用为官名。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史”部下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但是许慎之说，不十分可靠。清代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中解释道：“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清罗振玉氏解释鼎文，所说亦同：“掌文书者谓之史。”可见史乃是一种职司之名了。又古代“史”“使”“事”同字同义，“史”字，召尊鼎及豆闸敦均作“ ”，又古文作“ ”，象手执简立于旗下史臣奉使之义。

        “事”字甲骨作“ ”，与“史”字同。总上看来，古代之所谓“史臣”，乃是掌文书而兼使者之人，所以《说文》“事”字下说：“事，职也。”这“史”“事”均无“史乘”“史书”的意思。而英语的History、法语的Histoire、德语的Geschichte，均由“故事”（Story）的意思推衍出来的，亦不过有记事的意义而已。我国古书中，《礼记·曲礼》方有以“史”为正式官名的话：“史载笔，士载言。”注解中说道：“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又《礼记》注：“动则左史记之，言则右史记之。”可见当时已有史官的设置，并且已分化为“记言”与“记动”两种职司。

        据说我国之有史官，始于黄帝之世，《世本》中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夏、商分置左右。

        《玉海》中亦称“昔四史昉于黄帝，五典建于苍籀”。苍颉、沮诵是否为人名，虽则尚有疑问，但传说之中确有史官始于黄帝之一说。至周则史官之分化，更为进步，如《周官》中所说，礼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又治官有女史。我国既有史官专掌史职，则最初的史书，当成于史官之手。

        《尚书》是尧到秦穆之史，《春秋》是东周鲁国之史，《孟子》中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则各国均有史书，也均有史官。但《汉书·艺文志》中没有“史部”，列史书于“六艺·春秋”之后，到《隋书·经籍志》才立经、史、子、集四部，而列“史”之一目。因为后人尊六艺为经，所以隋代经史分而为二。古人有“六经皆史”之说，其说倡于明李卓吾之《焚书》而大著于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章氏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其他如龚定盦《古史钩沉》所说：“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张采田《史微》中也说：“自孔子以上，其学术政教，一言以蔽之，‘史’而已矣。”马氏《绎史序》中亦有此种说法：“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其实六经中的《尚书》《春秋》，明明是古史，列入经部，颇不妥当；进一步说，“经”的名目，是否妥当，也是有待研究的。

        春秋战国之世，正是史学发达的时候，史官的设置，较以前为多。《左传》中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之；晋赵盾、灵公之事，太史董狐书之；郑公孙黑强与盟，使太史书其名。而晋又有太史屠黍，楚有左史倚相，齐有南史，鲁有《外史史记》；秦、赵渑池之会，皆令御史书之；孔子求周史，得百二十国宝书；《史通》引《墨子》：“吾见百国春秋。”这均是那时的史官和史书。

        秦有太史令胡毋敬，汉代置太史，以司马谈为之。宣帝以后，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因此以后的太史，只知“占候”了。自东汉到唐代，多隶于秘书（详见杜佑《通典》）。至宋代始有正式的史馆。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制，监修国史一人，以宰相为之。修撰、直馆、检讨无常员……凡国史别置院……以藏之，谓之编修院。”这是宋代史馆的制度。《续文献通考》：“辽国史院，设官曰监修国史，曰史馆学士，曰修撰，曰修国史……元以翰林兼国史。”又《渊鉴类函》：“明初设起居注，寻设翰林编检等官，皆充史官。”这是宋以后史馆的大略情形。

        我国史馆由国家设置，故官撰的史书很多；同时学者又有私人的著作，所以“史书”这一部分，汗牛充栋。总而论之，长处虽有，短处却也不少。现在依作者的立场来论列他们作史态度的得失，同时也可以知道他们论史的标准。今依类别之，大致可分作七种。

        （甲）哲学的历史观。哲学的历史观者，常侧重于精神生活而忽略了物质的生活。同时以为历史的目的在乎“示真”，所以“史”乃是一种准古镜今的哲学。如《老子》中所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班固《汉书·叙传》中也有这一类的见解：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A……故探纂前记B，缀辑所闻，以述《汉书》。他提出“德”和“名”字，来作“史的哲学”之标准；自汉以后，我国史书作者，大抵均有如此主张。又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中所说：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不过历史之发现，自常能助哲学的证明，或者竟能产生一种新的哲学的。所以《汉书·艺文志》称老子的哲学是出于史的。“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所以哲学的历史观，在许多历史观念之中成为有势力的一派。

        （乙）道德的历史观。史所以记载过去的事实，有许多作者，因此认为史正足以作“殷鉴”的东西。所以司马光的《通鉴》，称为“资治通鉴”，是帝王们所专用的以道德为标准的历史教科书。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史德》篇，提出了“史德”这个名词，以为作史者个人的德行心术，亦有关于所作之史：（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又说：

        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复沴之患A，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B，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他以为史的可贵，即在乎畜德明礼、定善恶、明道德、作后人的殷鉴的。这一类主张，在章氏以前已有很多的人说过了。如《易·系传》：“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为德。”《尚书·无逸》：“嗣王其监于兹。”《酒诰》：“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即《孟子》中亦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自序》：“《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希腊史家也有“史乃政治家及将领之领导”之说。史的价值，并非全在道德之训练，也未必古者即可取胜于今。而我国史学界上此派却占有重大的势力。

        （丙）宗教的历史观。我国史书中常插入多量神明的事迹，而“天命”之说，到现代还盛行于民间。封禅、祥符之说，又向为历史家所不肯割爱的材料。《尧典》首称“钦若昊天”，舜亦肆类禋望，乃即帝位。皋陶之人代天工，太甲之顾禔天命，均以“天”为无上威权者。至《汉书》而其说更盛。《汉书·叙传C》引班彪《王命论》称刘氏承帝祚，及其祥符，而斥时俗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又说：“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共己A。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晋史》立《鬼神传》，专记鬼神之说，《史通》中也有“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的话。其他如《左传》中所载彭生豕见以及卜筮等的神验。每代帝王及有名人物的传记中也有很多的神奇故事，如汉高祖之斩蛇等。又如《明史·李自成传》：自成谓真得天命，金星率贼众三表劝进，乃从之。令撰登极仪，诹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座下龙爪鬣俱动。自成恐，亟下。铸金玺及永昌钱皆不就。大概汉高祖命中注定可以做帝，于是天赐蛇来给他斩；李自成命中无称帝之福，于是天意不准登位。又同书《黄绂传》：官至四川左参政，按部崇庆。旋风起舆前，不得行。绂曰：“此必有冤，吾当为理。”风遂散。至州，祷城隍神，梦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为巢，后临巨塘，僧夜杀人沉之塘下，分其赀，且多藏妇女于窟中。绂发兵围之，穷诘其状，诛僧，毁其寺。

        这与民间传说包龙图断狱的故事差不多。但这一类记载，每一代的正史中，都容易发现到。因为我国社会中一向充满着神的神秘，所以作史者也视为异珍地将这些动人的材料记载到史书中去，而评史者又往往以果报为论史的根据。

        （丁）文学的历史观。我国历史作者，他们对于著作上的用心，不但对于史实加以注意，并且极留心于文章，使它有文学的美质。同时作者作史的目的，也竟有欲以文采传后世的。《史记》是我国最伟大的一部史书，作者司马迁在《自序》中称作史的本旨道：

        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又在《与任少卿书》中，称作史之目的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足见他的作品是有意于文学上的价值的，因此《史记》一变而为一部文学的历史作品。当然以史书而专重文学技巧，往往有不明白或者不翔实的弊病。所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批评道：

        《史记》意在行文，不在记事。

        这批评实在是很公允的，也指出了《史记》一书的重大缺陷。班固的《汉书》，也有和司马氏同样的倾向，《汉书·叙传》称：“仆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则以史的著述为自娱的东西了，所以傅玄讥它“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也是偏重于文学的缘故。以《史》《汉》两书来作比较，《汉书》较少文学的价值。但以史学的立场看来，《汉书》比较是纯粹的史书。所以魏禧序《十国春秋》中说：“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

        反对以文学方法来作史的很多很多。以为工文则害事实，刘知幾《史通·疑古》篇：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

        《文史通义·史德》篇，反对重文的史书道：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A，而不知其不可也B。文学与史学自有其关系，但不能偏重文学技巧，而歪曲了史实，忽略了事实的真相。如果能在保持历史之真实性以外，而更有文学的趣味，那么决无“溺于文辞”之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