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认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国边疆首先遇到的一个概念，但由于古人使用的“中国”含义复杂，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看似简单，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国边疆”之“中国”是对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明确限定，同时因为古人习惯在“天下”的视域下认识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因而笔者试图从政权和疆域角度对“中国”和“天下”的含义进行分析，作为探讨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起点。

 

       学界一般将“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的古籍溯源到《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大一统”源自孔子的“一统”，而从这一记载将“大一统”和“文王”对接，已经说明“王正月”的“大一统”是始自“文王”，即西周的政治制度。

       西周时期确立的这一制度在《诗经·小雅·北山》中则记载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在《国语·周语上》中则是：“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 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后世称之为服事制，将之视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源头。

       西周的这一政治制度也催生了“中国”概念的出现。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而“中国”在《诗经·大雅》中类似的表述则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尚书·梓材》则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毛诗注疏》对“中国”含义的解释则是：“中国，京师也。”源自指称西周都城的“中国”由此具有了多重含义，既是指称“王畿”的地域性概念，又是指称这一地域人群的概念，同时也具有了指称西周政治中心的含义，并衍生为对以“周王”为核心“大一统”政治制度的代称，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争霸中“中国”成为一个有利条件的重要 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制度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 但这一政治制度却成为孔子、孟子等极力宣传的一种政治理想，以至于灭六国、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实现“一统”的秦始皇也依然“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将秦视为周的延续，谋取“正统”地位。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司马迁的肯定：“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汉承秦制，尤其是汉武帝在“汉为天下宗”观念主导下对郡县制度的推广，也需要董仲舒在《春秋公羊传》的基础上对“大一统”做重新诠释：“《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由此，努力实践“大一统”成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统治者的最高政治追求，而“中国”“中华”则成为其实现“大一统”并成为“正统”的重要标识，推动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秦汉对西周“大一统”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秦汉王朝被称为“中国”更加巩固了“中国”是“大一统”重要标识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将“中国”涵盖的地域范围拓展到了秦汉的郡县区域。西汉自称或被称为“中国”频繁见诸《史记》《汉书》，而在司马迁的认识中，“中国”具体范围为郡县区域：“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分立，而晋室南迁及其后出现的宋、齐、梁、陈，因为失去了对黄河流域的控制，“中国”之外，“中华”也成了“正统”之争的重要标识，“大一统”政治体制也在“正统”的争夺中被称为“中华荡覆，狼狈失据”、“夷狄之乱中华”、“中华覆败，沉没戎虏”等，显示“大一统”观念不仅没有因为众多政权的并立而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隋唐时期，“中国”不仅再次成为“大一统”的标识，而且“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的观念激励着隋唐统治者努力实践“大一统”。辽宋夏金时期，石介的《中国论》、欧阳修的《正统论》等为宋朝争夺“正统”制造舆论，凸显“中国”依然是“大一统”政治制度的标识，而宋、辽、金各称“中国”的现状则表明这一标识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实践。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统一，不仅自称“中国”，而且在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眼中其造成了“华风沦没，彝道倾颓”，但还是认为其是“混一华夏”，承认其“大一统”的地位。朱元璋以“恢复中华”为旗帜推翻了元朝统治，“中国”不仅成为明朝“大一统”的代名词，而且强调“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清朝定鼎北京，虽然其“大一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但以雍正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则自认为：“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这也是清朝最高统治者自认为是“中国之主”的原因。

       “大一统”的实践并非简单地自称“中国”“中华”就会得到认同，还需要在治国理念尤其是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与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制度对接，这也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往往溯源于先秦三代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在“中国”名义下对“大一统”的继承和发展，导致的突出而直接的结果有两个：一是流传至今的“二十四（五）史”所谓“正史”系统的形成，以及在其上构建起来的历代王朝史观。但是，这些王朝只不过是实践“大一统”观念并得到承认的胜出者，更多的政权则依然认同“大一统”并通过历代王朝的册封、授官、和亲等多种方式被纳入“大一统”政治制度之下，共同推动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二是尽管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在中华民国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国”为国号，但因为历代王朝往往出于争夺“正统”的需要自称“中国”而被视为“中国”却是一个常态，以至于中华民国时期开始将多民族国家简称“中国”并沿用至今。 

 

       尽管“中国”是“大一统”的代称并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且“中国”在地域、人群和文化上似乎也有着模糊而变动的指称对象，但“中国”只是“大一统”的标识，并非“大一统”观念实施的空间范围。即如上引《孟子·离娄章句上》所载：“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天下”才是“大一统”实践的空间范围。

       “天”的概念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较早，“天圆地方”是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对自然界的传统认识。通过对“二十五史”数据库的检索可以得知，“天下”一词，在3007 篇文献中出现过18520 次，显示这是古人频繁使用的一个词语。尽管古人在“天下”一词的使用上很随意，但综合分析“天下”一词在“二十五史”中的用法，大致可以分为明显的两类：一是用于指称王朝政令可以实施的范围，其典型用法即频繁出现的“大赦天下” 之“天下”。“大赦天下”在251 篇文献中出现过674 次，多出现在皇帝即位、改元、驾崩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因为是为了显示“天子（皇帝）”的圣德而做出的重大举措，虽然“大赦天下”之“天下”也没有确切的范围，但一般应该理解为是指王朝政令可以直接实施的区域。一是理想中的“天下”。无论是上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是“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其“天下”所指的范围更多情况下都不是现实存在的，而是一种理想中的政治秩序，而且“天下”涵盖的范围是随着人们认知范围的拓展而不断扩大的。从“天下”的角度审视“大一统” 政治秩序，在具体实践中有四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不管是现实中的“天下”还是理想中的“天下”，“中国”都是“天下”之中的一个区域。《汉书》卷25《郊祀志》有：“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相同记载也见诸《史记》，显示在汉代人的认识中，“天下”是包括“中国”的。而在阐述“大一统”政治制度时则有“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天子以四海为家，无内外远近之异”等不同表述，但“中国”（九州）是其中的核心区域。因此，仅仅从“中国”的视角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疆域是难以符合多民族国家疆域及其历史形成与发展实际的。

       其二，构成“天下”的众多人群在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下具体是分为“五方之民”，但宏观上则分为“中国”和“夷狄”两大群体。《礼记·王制》对“五方之民”的划分记载较为具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五方之民”的划分是按照地域分布和生产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为标准的，但在儒家对“大一统” 政治秩序的解读中则成了上引史书记载“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固化表述，而且这种观念影响深远，其“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的观念不仅在清朝雍正时期依然是质疑清朝“正统”的重要理由，也影响着当今国人对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解读，将“中国”对应为“历代王朝”甚至“汉族”，将“夷狄”视为少数民族等即是具体体现，遗憾的是，这种认识并不准确，是用近代以来传入的西方“民族”概念解读中国历史。

       其三，“大一统”观念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导致理想和现实中的“天下”在空间上并不吻合，甚至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楚国、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大乃至秦统一六国“大一统”的实践者并不都是“中国”，而魏晋南北朝分立局面的出现更是促成和强化了“正统”之争；另一方面，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内嵌中原建立政权，导致“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分布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于是“华夷之辨”观念大肆流行，尤其是在诸多并立的情况下，“中华”认同成为区分“华”“夷”的重要标尺，但在“大一统”政治格局出现后，“华夷一家”“用夏变夷”又往往成为“大一统”王朝处理人群关系的主流观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华大地上“华”与“夷”的划分受到“中华”认同这一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但“华”与“夷” 并非固定的对象，且存在互称的情况，如北魏视南朝为“夷”，而南朝视北魏为“戎狄”。与此同时，先后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也依然对辖境内的人群进行着整合， 并以政权的名称，诸如魏人、晋人、隋人、唐人、宋人、辽人、金人、元人，以及匈奴人、东胡人、越人、鲜卑人、乌桓人、突厥人、契丹人、高句丽人、渤海人、薛延陀人、吐蕃人、回纥人、南诏人、女真人、蒙古人等等而流存于众多古籍之中。当今学界将这些人群与“民族”等同视之并不符合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凝聚的实际和具体属性。

       其四，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和人群对“大一统”的认同受到实力的影响呈现不同样态。类似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蒙古建立的元和满洲建立的清入主中原实践“大一统”，前者并没有得到认同，而后者则跻身历代王朝之列，表明其对“大一统”的实践得到了肯定；或如契丹建立的辽、女真建立的金等在局部地区实践“大一统”，也能够跻身历代王朝，得到认同。但这些只是其中的突出表现，而更多的如西汉时期的匈奴，唐代的吐蕃、突厥、高句丽、渤海、南诏等则是通过与实践“大一统”的政权建立册封、授官、和亲等认同和接受“大一统”政治制度，进而构成以“大一统” 为核心的“天下”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大一统”观念在“天下”的实践，既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对“大一统”观念的继承与实践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些政权对“天下”人群不断整合的过程。当今学界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给予充分肯定， 但研究者一般将对其理论的探讨聚焦于“多元一体”的分析上，实际上费孝通先生也是在“天下”的空间内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A 费先生将中华民族凝聚的过程比喻为滚雪球，并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阶段： “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B“自在”阶段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和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同步进行的，在缔造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凝聚为“自在”的状态，但其完成的标志应该是在“大一统”观念推动下多民族国家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转型为近现代主权国家的代表性事件——《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而“自觉”实现的标志则是“中华民族”这一名称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