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心灵的无限性：朗基努斯与崇高心理学”一章）

 

        在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史上，古代论著《论崇高》是唯一在以下方面尤为重要的文献：这部论著的参考框架，从对文本中个别单词甚至单个音节的敏锐感知，一直延伸到对思想上“超越宇宙”（outside the cosmos）的无限空间之感知。

        朗吉努斯本人在智识上的自信，使他敢于把这些看似不可比较（incommensurable）的对象与反思（reflection）层面结合在一起，而这种自信无疑有不止一个来源。它至少部分源自希腊修辞术传统与希腊哲学思想方法（mentality）的某种结合——前者的兴趣集中于语言说服力上，甚至集中在特定词语和声音的“微观”层面上；后者的特征是渴望“沉思所有时间和所有存在”——朗吉努斯肯定很熟悉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这句名言。 

        我们可以认为，朗吉努斯运用了许多标准概念和修辞分析“工具”，但为了对人类体验有更全面的看法，他延伸并突破了这种分析的限制，或者说他将最雄心勃勃的哲学价值转换成了一种形式，使人们能在诗歌和散文的伟大“创造性”写作的语言结构中追踪和检查那些价值。

这种潜在的不同思想模式的结合——对语言准物质特性的关注与面向现实的宏大视野，，使朗格吉努斯的论著具有了一种思想品质，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对早期现代，以及在某些方面对原浪漫主义文学及更多文学中崇高性态度的开创性影响。同样，可能有人认为，这种精神会使《论崇高》这部作品看起来与最近许多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倾向（即明显的怀疑和相对倾向）格格不入。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朗吉努斯还是更普遍的“崇高”范畴，都没有停止吸引当代批评家和理论家。

        笔者不会在这里详细讨论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崇高”的众多重新解释，但笔者将请大家注意一点，即hupsos［崇高］与其现代思想族群中的许多成员之间常常受忽视的根本区别——17世纪晚期以来对朗吉努斯重新产生的兴趣刺激了后者的发展。

        在牢记这一历史视野的同时，本章论点将集中于阐明朗吉努斯诗学事业（project）的一些显著特征，并试图让它们与笔者在前几章中讨论的诗歌价值问题相协调。笔者采用这种方法，不仅是因为诗歌在朗吉努斯的研究范围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崇高”是对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首要地位的唯一解释），而且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朗吉努斯把他处理的所有文本（不论其一般或实际地位如何）都同化至诗歌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朗吉努斯与高尔吉亚这位他似乎并不欣赏的作家没有不同。

        笔者希望自己的分析也有助于更广泛地说明，为什么对那些相信或不相信某种形式的崇高的人来说，这部论著的批评立场都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

        如果说《论崇高》中存在一种修辞学与哲学的有力结合，那么这一结合也产生了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展开解释的微妙张力。例如，“说服”本身是修辞理论的定义性概念，它将为理解作品的论证策略提供一条路径。而《论崇高》则引导我们去相信，崇高胜于说服。 

        朗吉努斯一步步告诉我们，真正的宏伟“不是说服听众，而是在听众中引起迷狂”，他通过解释这一说法来详尽阐明一点：伴随着一种感觉上的“震惊”冲击（ekplêxis［惊恐］）并引起人们敬畏或惊奇的东西，总是比那些仅有说服力或愉悦感的东西更能牢牢抓住人心。

        可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问题。在该论著的其他地方，“说服”有时似乎在崇高中起着积极作用，好像崇高在某些情况下与其说是不需要说服力，不如说是将说服力吸收到了一个更大和更强的关于确信的心理效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