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夫·德罗里博士

 

纪念馆

        在多利特·哈雷尔设计工作室制作的设计说明中，多利特这样写道：“大屠杀纪念馆是通向知识和洞察力的大门，它面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其中的展品包括文物原件、结合先进技术的多媒体素材和象征性重建。我们着重强化了大屠杀幸存者的个人证词。纪念馆将讲述犹太人民在大屠杀中的遭遇，为参观者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 

        在大屠杀纪念馆新馆姓名大厅的入口，出现了1944年在奥斯威辛被杀害的犹太诗人本雅明·方丹的诗歌摘录：

        “只要记住我是无辜的，

        并且，就像你——今天的普通人一样。

        我同样，有一张被愤怒、喜悦和悲悯刻画的面孔，

        简言之，一张人类的面孔。”

        多利特指出，“这动人的文字反映了新纪念馆的核心主题”。 

在多利特为这座记录大屠杀历史的纪念馆殚精竭虑地工作的时光中，从人性侧面出发以及用参观者视角来讲述故事，一直是她的指导原则。“大屠杀纪念馆的首要目的是强调个人层面，以便能够贴近‘大屠杀’概念中的人性侧面。”历经八年，她坚持不懈地工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大屠杀为主题的纪念馆规划展馆和文物的陈列。在这个过程中，多利特是筹划指导委员会的一员，这个委员会由阿夫纳·沙莱夫领导，他也是纪念馆的总策展人。

        多利特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来完善纪念馆的设计及体验的方方面面：为不同故事的焦点创造独特的环境，并利用空间的大小、高矮来制造一种环绕参观者的体验，打造时间感、空间感和氛围感。文物、日记、证件、影像证词用以佐证个人故事。多利特设计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对于阴影的使用，旨在烘托和强化展览所描绘的场景。电子媒体及采访录音、录像也是她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纪念馆讲述的故事联结着失落的犹太世界，以及保存在姓名大厅中的关于那个世界的个人和集体记忆，”多利特曾解释说，“因此，在工作中引导我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序列的大屠杀故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忽视。纪念馆顺着时间轴线建造，分阶段展现大屠杀的编年史，重点聚焦在犹太人的方方面面和个体的故事。参观者要沿着预设的路线行进，展厅分布在180米长的‘三棱柱’中轴路两侧。”

        多利特在“三棱柱”中轴路的路面挖掘出几道隔断；它们制造了物理屏障，阻止参观者沿着中轴路自在前行。每一个隔断都展现了一个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中犹太人命运的转折点。姓名大厅被设置在展览的结尾处，而以色列建国的故事则位于纪念馆的出口处。 

        “在设计姓名大厅时，我想建造一个外框，用来存放‘证词集成’收集的档案，并制作一个悬浮在中央的圆锥，用来展示六百张照片，背景则是证词原稿。这些照片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证件照，或是在节日活动中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都由幸存者捐赠。在展览中，我们将死难者的面容和属于他们的那个失落世界的照片放在一起。”

        多利特·哈雷尔在纪念馆的规划和设计中取得的成就，为她在2006年赢得了以色列建筑师和设计师协会首届设计奖。

 

谢幕

        漫漫征程终告结束，纪念馆新馆开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总统、首相和要人齐聚于此，多利特达到了博物馆学创作的巅峰。开幕式后一周，多利特摔了一跤，摔断了髋骨。这是格斯特曼综合发病的征兆，这种不治之症一直潜伏在她的体内。从那一刻起，她的苦难历程开始了。作为她的人生伴侣，我完全支持她充分享受余生的决定，她要继续创作，享受文化生活，看芭蕾舞、听音乐会、逛博物馆，绝不让疾病限制她的生活方式，直到生命的最后。我计划在英国牛津度过整个休假年，这给了她一个和家人、朋友保持距离的借口，她得以在遥远的英国隐藏自己的病情。虽然行动受限，但多利特从未放弃。那一整年，她让自己沉浸在伦敦的文化世界中。她每周前往剧院和音乐厅四到五次，参观遍布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我无条件的支持下，她几乎逛遍了所有展馆。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充溢着爱和真挚陪伴的两年精彩时光，我记得她在那种强烈渴望的驱使下，如饥似渴地体验着一切，尽情地感受和享受着生活，直到生命终结：“多利特提前计划好了一切。我们带着一张地图出发，地图上标注了各个街区的美术馆，我们会逐一探访。她总是那么固执，一个展览都不肯错过。走路让她精疲力尽，但她从不抱怨。她会靠在我身上，我们相互挽着，继续走上几千米。每天我们都要经过陡峭的地铁台阶。有一次，我注意到她的脚跟受伤了，上面全是血。她不以为意，从包里拿出创可贴贴住伤口，然后继续前行。当通往地下的台阶变得难以应付，她同意乘坐出租车。在我的休假年里，我们去了两次巴黎——都是由多利特精心策划的旅程。

        “我们与前来帮忙的好朋友一起走遍了欧洲，去了西班牙南部、意大利、柏林和爱尔兰。多利特决心充分体验每一个目的地。在爱尔兰，我们开车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在当地酒吧的亲切氛围中享用爱尔兰啤酒。我们攀爬爱尔兰海岸的群山时，她坚持要到悬崖边去眺望，而我们只能顶着狂风，用尽全力拉紧她。在罗马市中心美丽的广场上，我们的朋友伊兰和塔米开始攀登一段有200级台阶的阶梯，他们要我们在下面等待。可等他们登上顶层，一转身就看到多利特在我的搀扶下也跟着攀上来了。多利特恨不得吞下整个世界，她也确实这样践行着。”

        走遍欧洲后，多利特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回到以色列前，她打算去印度看看。眼前似乎障碍重重，由于身体越来越虚弱，她将面临许多挑战。对于她这种状况的人来说，置身于糟糕的卫生状况中也是不明智的。但多利特的坚持以及她的蓝眼睛和迷人微笑让她得偿所愿。得知我的儿子欧哈德和乌里将同我们会合，并陪伴我们完成前往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旅程后，我们终于做出了决定——印度之行启程了。

        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旅行了两周，领略了拉贾斯坦邦的一切——宫殿、寺庙、市场、餐馆——以及环绕我们的神奇的东方氛围。回到以色列后，多利特的儿子尼姆罗德和沙哈尔正等着为我们接风，他们要一起分担未来几个月的艰辛。多利特的兄弟奥弗·科特勒也加入了这个小家庭，用浓浓的爱支持着她，直到她人生的尽头。 

        晚上，多利特继续画画，还举办了一个名为“映现灵魂的双眼”的展览，这个展览是她在英国时便开始筹备的。在亲人的帮助下，她拍摄了数百双眼睛。她最后的这个展览在以色列各地展出。当被问及为什么拍摄眼睛时，多利特说：“在人们的双眼里，你可以读出他们全部的情感、梦想、思绪和渴望。”

尼        姆罗德和沙哈尔知道时间不多了，或许，沙哈尔即将参加的以色列空军培训课程毕业典礼就是一切的结束。多利特集中全部的精力来维持意志力和体力，好参加典礼。在观礼过程中，由于行动变得非常困难，她被固定在轮椅上。但是，当国歌的第一个音符响起，她坚持和其他观众一同站起身来，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在仪式“母亲之翼”中，新飞行员的母亲们为自己的孩子佩戴翅膀。参加仪式的每个人，无论是教官还是沙哈尔在课程中新结识的朋友，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所有人都意识到，为了这一刻，多利特已经用尽全力。 

        课程结束一周后，多利特的家人——尼姆罗德、沙哈尔和我——最后一次前往多利特热爱的加利利地区旅行。我们开车去了罗什平纳，远眺黎巴嫩，经过戈兰高地的输油路线，在落日时分前往胡拉湖，最终将哈兹巴尼河的河面搅起一片水花。在旅行的最后，我们开车去了祖克海滩——它位于特拉维夫北部，是多利特的最爱。我们又一次穿着衣服跃入海中，如以往一样，多利特响亮的笑声陪伴着我们。

        2007年7月21日，星期六，多利特离开了我们。她在一生中所追求的一切都是美丽、高贵、丰盈的，她在身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创造力和内涵的世界，那个世界将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直到时间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