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神怪的世界，总会把神明或任何超越性的东西视为理智的产物，甚至视为无聊想象的结果。同样，有神论时代的古人也无法理解：一切都以自身理性为基础的论证何以可能？人类究竟何德何能竟然敢于把自己当成神？人类凭借什么能力去决定一切并让万物成为自己的臣民？古今扞格如斯，竟然完全不可通约，但古今本来不应该如此泾渭分明，而且我们也根本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日期来分别古与今，更不用说，“今”本来就是从“古”延续或发展而来。

        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难道是因为我们为了博人眼球而故意夸大了古今的差异，还是说人类思想本身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才造成了古人和今人居然看上去像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如果古今之变不成问题，那么，古人和今人各有什么优劣？总不会一方只有“优”而另一方唯剩“劣”了吧？

        这些大问题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回答的，目前我们只能大而化之地说：古今一脉，皆为人世；古今之别，在在可考；古人今人，判然不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神圣、自然、时间、人性、理性、想象力、意志等等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不可一概视为“进步”，也不能完全斥为数典忘祖，但无论如何要谨慎：同一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含义已有非常大的变化，甚至有南辕北辙之别。

        比如说，“自然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不同的派别那里具有不同的内涵，而最近一两百年所谓的“自然法的复兴”又与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自然法”大相径庭。在古代，自然法的基础是神法，或者说自然法是神法的一部分（较低的那一部分）。在现代，自然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不仅与神启无关（顶多并行不悖），其地位甚至高于神法：就连上帝都不能随随便便更改自然法！古今思想家都把自然法视为“正确理性”的产物，但如何理解“正确理性”，古人与今人就有了很大的分歧。

        就算古今对正确理性的内涵有着相同、相近和相通的见解，就算苏亚雷斯、普芬道夫和洛克等人对理性的理解不是苍白而空洞的，但这种（高级的）理性作为人内在的思想功能又怎么可以为自己立法？启蒙运动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几乎都毫无节制地弘扬理性的能力，却并没有因此而为现代世界建立起有益、有用和有价值的自然法，相反，“启蒙运动留给其后代的是一个被大大削弱因而无力抵制19、20世纪羽翼丰满的实证主义的自然法传统”（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中文版，页20）。这种实证主义的自然法传统本来就是启蒙运动一手造就的，当然无力抵制，甚至意识不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同样，自然、自由和平等之类的概念也存在着明显的古今之变，最起码它们的“向度”（即“内向”和“外向”）已截然相反。一般说来，概念乃至逻辑和思想体系的变化再正常不过了，毕竟生活经验在不断地延伸、扩充和沉浮，但并不是每一种变化都值得赞颂，也不是每一点转变都需要批判，前者无心无脑，后者神经过敏。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中，祖宗之法究竟可变还是不能变的论争，总会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断上演。

        从理论上说，祖宗之法既有可变之处，也有不能变之处，有如“易”之三名，但这样的回答太过粗疏，没有多大意义，但在今天似乎已经显得难能可贵了，因为人类的思维愈发单极化，早已习惯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极模式。仅凭这一点即可知道：人类并没有因科技的进步而变得更加成熟，反倒越来越幼稚——至今不断爆发的各种危机、纷争、冲突、战争，尤其是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所导致的终极生存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面对当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要命的问题，笔者深感无从下手，更觉无力无助。本书仅从“自然”“权利”“正义”等概念入手，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聊尽绵力。这几个概念不是平行的或平等的，因为只有在“（古典）自然法”的语境中，才能理解“权利”与“正义”这两个同义词，因为后者只有在“自然”之中才能生根发芽，或者借用“自然”一词的希腊文本义来说，权利和正义必须是“生成的”：它们既是“受生的”（即，不是理论的构造和逻辑推演），也是“能生的”。

        而现代政法思想中从逻辑、理性和公理之类的形而上学领域中推导出来的“正义”和“权利”既无法支撑我们的现实生活，也不能生产出美好的未来，那是因为它们自己本身都是“无生命的”，即不来自“生”，自己当然也就没有生育能力。就连现代思想的开创者培根都意识到，必须“道法自然”，而不能任由蜘蛛般的逻辑或理性为所欲为，培根指出，凡建筑在自然上面的东西都会生长和增加；凡建筑在意见上面的东西则只有变化而无增加。因此，那些学说假如不是像一棵植物扯断了根，而是保持紧密连接于自然的子宫（utero）并继续从那里吸到营养，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千年来的经过情况，就不可能是：各种科学都停立在原来的地方而几乎原封不动，不仅没有显然可见的增长，而且相反，只在最初创立者手中繁荣一时之后随即衰落下去。（《新工具》1.74，许宝骙译文）不管我们如何理解“自然”，它都无疑是所有知识的来源，也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人类几千年在生死攸关的知识方面鲜有长进，大概就在于日益脱离自然，人类的生存自然也就被连根拔起。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过于依赖逻辑，无疑是最显眼的“罪魁祸首”，而德国古典哲学家及其现代传人本质上不过是新的经院哲学家，至今被人供奉在人类思想的殿堂中，其实也很可能为虎作伥了。在培根看来，知识不应该是为了好看，而是要有实效。尽管这样简单化的分野容易引起误会，但我们也愿意在此呼唤真正的“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