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斯密生平的最详尽的全面叙述，但它较略于斯密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分析而详于他的生活、轶事、亲友关系、通信往来，甚至未必有确据的传闻的描写。行文流、引人入胜。约翰·雷不是把斯密单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描写，而是企图以多少带有“纯文学”意味的笔调来讲述一个去他已经一百年的历史名人的完整一生的故事。 本译文所依据的是出版于1965年的原书重印本——也是原书的第一次重印本。在这重印本中，雅各布·瓦伊纳为原书写了专篇“指南”。“指南”详细地指出原书中所举的一些事实的错误、遗漏、模糊及不确实的地方，以短文注释的形式对之作了矫正，并进而补充了一些过去研究斯密生平的学者所未解决的问题和所忽视的领域的新材料。“指南”提高了原书作为信史的作用。 本书以亚当·斯密的生平为背景，对斯密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重点介绍并评价了斯密的几部重要著作，包括《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等。作者在书中强调了贯穿斯密所有著作的“向后看”的历史观，并试图以此澄清时下流行的关于斯密本人及其思想的误解。
　

 

 

序言
    　对于亚当。斯密的全部观点非常熟悉的人，已经撰写了许多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研究其思想。我的学术活动得益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安德鲁·斯金纳、萨姆·弗 莱斯查科、吉姆·奥特森、杰里·伊文斯基、克努德·哈肯森、爱玛·罗思柴尔德、伊斯特万·洪特和唐纳德·文奇。很多学者——人数太多，就不一一表示感谢了 ——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肯定，也提出了挑战，我在书中采纳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当然，上面提到的学者不一定都同意我在书中写的内容。
    　安德鲁·斯金纳第一个启发了我对亚当·斯密的兴趣。1973年，当我为《国防经济学》（Kennedy，1975）作准备，重新整理我在拉提摩尔国防学院 使用的讲演稿（1972-1974年）时，我按照他对《航空法案》的两页注释阅读了《国富论》，发现我的老师们所描述的亚当·斯密和我在教科书中读到的亚 当·斯密，与那个来自柯卡尔迪的亚当·斯密有着明显的不同。安德鲁·斯金纳对我的主要影响，还体现在他研究亚当·斯密的著作之中，以及他对完整可靠的格拉 斯哥版《亚当·斯密著作与通信集》（牛津出版社，1976～1983年）做出的贡献。
    　艾伦·皮科克爵士是我的朋友，也是同事，他对我的研究给了不断的热情支持。对于本书的初稿、修改稿以及终稿，他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还把许多私人图书借给 我使用，并就古典经济学和国家官僚体制提供了建议。通过http://www.adamsmithslostlegaey.eom/网站，我与艾伦·汤普 森教授和其他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次交流。
后记
    　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和现代构建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斯密理论的根源在于他把人的动机与这些动机的历史的和时代的背景进行了融合，而现代 经济学家的模式是简单地建立在最大功效的支配地位和“自我利益的花岗石”的一元基础之上的。这表示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着难以沟通的隔阂，人们选择使用的引语 听起来很相似，可实际上所指的经常却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
    　作为结束，我们应该提一提两条值得思考的“信息”，尤其对于那些拥抱了某种形式的斯密的第四商业时代的人及其后继者们。
    　对于那些强国的全球探索，强行“拥有”远方土地，建立殖民地，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他们的先辈对待“野蛮”国家的土著居民的做法，斯密作了谨慎的，也许是预见性的评论，但却很少被人注意。
    　斯密对于北非（包括穆斯林西班牙）、近东和向东到中国的那些文明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对于这些以耕地技术为基础的国家，劫掠力量的注意力很多仍然放在阿拉 伯的黑奴贸易方面，他们把黑奴运出非洲，一直送到中国，前后进行了几百年。因此，斯密向那些对狩猎一采集社会的人们滥用权力的国家传递的信息，是适用于全 人类的，不仅仅适用于斯密所熟悉的欧洲。
    　举个饲子，欧洲的武装力量让他们可以“在那些远方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不公行为而不受惩罚”，斯密警告说，将来“这些国家的人们可能会变得强大。
文摘
    　1746年8月，斯密离开牛津（再没回去）去看母亲，这是他六年前离开格拉斯哥后第一次回家。碰巧的是，弗朗西斯.哈奇森教授于8月8日去世了，使得格拉 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的职位出现了空缺。或多或少，年轻的斯密做出了命运的抉择，决定停止在巴利奥尔的学业，并于18个月后辞去了斯内尔奖学金“所有的权 利和头衔”。②英国法庭判决，巴利奥尔500英镑的契约奖金不是强迫性的，这使得斯密的放弃行为容易了一些。在斯密之前的十位斯内尔奖学金获得者中，有六 位接受了教会的指令；而与斯密同时接受奖学金的人中却只有一位这么做了。
    　斯密发现，“与基督教有关的职位不合他的兴趣”，他“这次选择的是追寻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朋友的希望；他放弃了他们为他周密设计的全部计划，决心返回自己 的国家，把目标限定为及时在苏格兰找到一个其文学功底可以带来的中等职务，但前景不明”。这是杜格尔’斯图尔特对斯密离开牛津的大胆决定做出的总结 （EPS272）。
    　有幸的是，他的亲友对他如何发展职业提出了建议，此外他父亲的声名在一定的时候也帮助他得到了来自阿盖尔利益团体至关重要的额外帮助。除了其他特长之外， 斯密还有一项特长是，他带回家的不是苏格兰浓重混浊的鼻音和俯拾皆是的语病，而是英国口音，以及他在古典和现代文学、自然（科学）和伦理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