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经济学家迪索托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死资产”和“死资本”，但没有把它们转化为“活资本”。随着一些机构推出世界、区域以及国别的经济自由指数，人们对其所面对的经济自由障碍及其危害日益警觉和关注，许多国家的政府也非常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经济自由指数的得分和排序。在中国，虽然资本的活力较之于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改革之初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大量的所谓“资产”或者“资本”属于“死资本”，有待激活成“活资本”。有鉴于此，有必要研究我国企业的资本自由状况与问题。
　　企业资本自由包括以下几个维度：保有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资本的行业进入和退出自由，资本区际和国际流动的自由。鉴于我国各省区企业资本自由进展方面参差不齐，企业资本自由的障碍也各不相同，本书编制了中国各省市企业资本自由度指数以及与此相关的分项指数和基础指数。

冯 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 ，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生院副教授，是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主编。其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地方财政（城市与农村财政）、地方金融、农村金融、村民自治、区域经济、制度比较等。主要著述为：《欧洲货币联盟与欧 元》（1999）、《欧盟与德国：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方法与思路》（2002）、《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 （2006）、《立宪的意蕴：欧洲宪法研究》（合著，2005）等。
毛寿龙，字竹森，浙江奉化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执行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自由与有限政府、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等。主要著作有：《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和《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等。

这是一本具有超前意识的书，随着中国经济尤其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本书中提到的问题将越发凸显，它的意义也将会被中国企业和地方各级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本书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陈志武联袂推荐。

信用基础上的自由是资本市场的生命线。
                        ——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茅于轼
感 谢冯兴元、毛寿龙及其同仁的努力，写出这部价值极高的著作。本书值得所有人细读。决策层能看到全国哪里的市场化进程最慢，地方决策层能知道为什么本地资本 自由化落后，学者能从中研究制度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投资者可以找出哪里有最好的投资环境，业者和学生能发现在哪里从业会最有前途。只有跨地区的竞 争，才能让全社会整体富有。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           
经济决策与商业活动的一个核心特点是资本这一关键增长要素的自由配置程度。本书聚焦于对这一核心特点的分析，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大有助益。
           ——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德中管理学院院长 何梦笔                                       
利 用资本自由度指数来考察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研究史上的一次伟大贡献。历史研究表明，资本自由是开启其他所有自由之门的钥匙，它能为社会的繁荣、 进步与和谐提供生长的沃土。地区间的竞争是推动现代中国发展的积极力量。通过对各省资本自由度的评估和测度，该研究为促进中国地区间的竞争搭建了良好的互 动平台，这无疑将有益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美国卡托研究所副所长 汤姆·帕尔默

                                                      企业资本自由度的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代序)
                                                     《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与企业观察》课题组
    任何一个经济体，均存在三大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三居其一。我们把企业在资本保有、获得、使用和流动方面的自由称作为“资本自由”，它直接构成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自由的重要维度。
    随着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外著名机构推出世界、区域以及国别经济自由指数，人们对其所面对的经济自由障碍及其危害日益警觉和关注， 许多国家的政府也日益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经济自由指数得分和排序。与这些机构不同，《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与企业观察》课题从2005年以来持续关注中国各 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因而也有助于部分解答上述问题。
    在中国，研究企业的资本自由及其障碍有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把一国的“死资本”变成“活资本”（德·索托，2005），使得资源朝着回报率较高 的方向配置，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由此增进全民福祉。增进资本自由，扫除障碍，体现最大的国民利益。
    我国不同省区民营企业所处的生存环境存在众多差别。它们在拥有资本、取得资本、运用资本和资本流动方面享有不同大小的自由度，影响到我国各省区民营企业的 发展。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一问题。有必要明确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课题的背景与立意，界定资本自由的概念，分析增进企业资本自由的重要性，探讨为资本自由 设置障碍的“借口”及其弊端，梳理企业资本自由所可能面临的障碍以及出路，总结中国企业不自由的现状与后果，略述企业资本自由的研究与测度方法与结果。由 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的分析框架。
一、背景与立意
    根据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2013年报告》（Gwartney等，2013）：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的关键要义是个人选择、自愿交易、自由竞争和对个人及财产的保护。为保障自愿交易、自由竞争和保护个人及其财产所提供的制度和政策，是与 经济自由相一致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是自由企业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是经济效率的代名词。而市场经济的运作基础就是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一个国家依仗于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 济效率，实现经济效率的过程既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生产要素朝着回报率更高的方向配置的过程，也是各种生产要素拥有者各自按其投入获得初始分配的过 程。在一国经济自由程度越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生产要素从无回报率或者低回报率朝着高回报率的地方配置的程度也越高。 经济自由意味着生产要素更倾向于获得高回报率的初次分配。经济自由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可观的税收收入，从而为经济产出在一定规则下的社会 再分配（也就是二次分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Eucken, 1952/90)认为。在一个竞争秩序下，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达致的一次分配，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不公平问题，另有一部分不公平问题，则可以通过有限程度的 二次分配即再分配来解决。_
    正因为经济自由对于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蕴，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每年都要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年度报告》，尤其是世界经济自由指 数。该报告按照一定的指标度量152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加以评分和排序。该研究所也是最早发布经济自由指数的机 构。比如根据该所的《1997年度世界经济自由报告》，我国1995年的得分为5.6分，在全部被衡量的12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6位；根据该所 《2013年世界经济自由报告》，我国2011年的得分为6.22分，在全部被衡量的15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3位（Gwartney等, 2013）。
    继弗雷泽研究所之后，美国传统基金会也发布了世界经济自由指数年度报告。区域性或者国别经济自由指数的诞生则更如雨后春笋。目前至少有阿拉伯国家经济自由 指数，美国经济自由指数，印度经济自由指数。至于中国，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部分参照弗雷泽研究所的方法，发布了中国各省市场化指数—其实也就是中国各省区 的经济自由指数，引起了各省对其尚存经济自由障碍以及经济自由得分和排序的较大关注。
    上述发展也促使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我国的企业资本自由在国际上的得分和排序如何？我国各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得分和排序如何？其原由何在？
    显然，本课题不是旨在回答我国企业资本自由在国际上的得分、排序和原由，而是意在研究我国各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得分、排序和原由。
二、资本自由的概念界定
    资本自由这一概念的含义应从资本的含义谈起。什么是资本？资本有很多定义和引申的意涵。在财务管理中，“资本”代表公司股东已经认购股份的资金总量，股东 因此相应地获得了该公司的股份（Samuelson 2001）。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资本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力而言，与后两者一起，构成经济体中的三大生产要素。但是，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统一的资本概念定义。 根据萨缪尔森，在经济理论中，资本指的是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中的一种，由用于生产过程中的耐用品构成（Samuelson 2001）。曼昆（Mankiw 2004）则把资本简单定义为“建筑物和机器”。通常而言，资本是指用来创造更多财富的金融资产，通常不包括土地与劳动力。在这种定义中，强调资本带来超 出其投入本身的价值，资本包括货币、有价证券（股票、债券），即专指那些能够用来购买工具、机械、房屋，运输工具、劳动力等一切商品生产的必需品。
    有人认为，资本还包括信用、商誉、专利、特许权等无形资本（无形，但是可交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所有物品都纳入资本的概念框架，如物质资 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就是这种尝试。而一旦一切物品都是资本，资本本身就失去了其确定意义和测度的必要性。
    企业的资本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命脉。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引用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资本是提供市场经济动力的发动机，并指出了西方国家是如何通过所有权机制将资产从“死资本”转换为“活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
    最为革命性“资本”定义来自于熊彼特。根据熊彼特的革命性看法，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 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Schumpeter, 1912)。_这里，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 提供必要的条件。
    因此，本项研究指涉的资本，一方面借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另一方面纳入熊彼特的创新视角。资本因此主要涉及作为金融资产的资本和体现在生产 过程中的耐用品的资本。资本的投入是为了获得回报。与消费物品不同，资本构成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是推动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油。
    在界定了资本概念之后，我们需要界定资本自由的概念。该概念取自于其英文对应术语“capital freedom”, 属于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习惯用语。该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A·唐恩(James A. Dorn)就曾于2004年发表过《为了中国的资本自由》(Capital Freedom for China)。虽然唐恩所言与本文中的资本界定相符，但其并未界定资本自由的含义。我们根据自身对资本的界定，提出资本自由这一概念应该涵盖以下几个维度 的内容：
    -保有资本的自由；
    -获取资本的自由；   
    -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
    -资本区际和国际流动的自由。
    其中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主要涉及竞争性行业、公用事业领域以及金融业的进入和退出自由。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保有资本的自由看作为狭义上的产权保护，把获取资本的自由、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资本区际和国际流动的自由连同保有资本的自由一起看作为广义的产权保护。
三、增进资本自由的重要性
    对待资本问题上，存在很多反直觉的效果。这就需要我们对资本自由进行学术论证，即我们为什么需要资本自由？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为资本自由进行辩护，即道德上和功利上，道德上强调它本身的价值，功利上强调它的结果的价值。
    资本自由的道德正当性，可以从道德和伦理上论证资本自由的合理性。只要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是正当的，资本自由也就是正当和必要的。换句话说，资本自由来自财 产权和经济自由这样的天赋的个人基本权利。有了资本自由，才有财富增殖，才有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改进，物质的丰裕，文化的发达。即便存在经济上或者社会上 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资本自由带来的财富增长，为整个社会的大幅度“卡尔多改进” (Kaldor improvement)创造了条件。所谓“卡尔多改进”, 就是指这样一种结果或者状态，在其中，市场进程或者社会变革虽然导致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但是财富的足够增长足以使得受益者在补偿损失者之后仍 然保持满意的正收益（Hicks,1939;Kaldor,1939;Posner, 2007）。不过，这里具体的“卡尔多改进”仍然需要受制于一整套的宪政规则，这些规则比如包括把产权保护是作为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简化税制，加征较 低的税率，没有“三乱”（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
    资本自由为什么重要？资本自由意味着为自己的资本获得最高回报的自由。资本自由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资本持有者在创造财富过程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在经济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企业的最大压制经常就是对资本的垄断和资本自由的压制。这种垄断和压制的存在对于个人的潜能的发挥是十分不利的。民 营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其保有、吸引、获得和利用国内外资本的能力。而资本自由对这样的能力可起巨大的强化作用。反之则对资本自由的障碍可起巨大的限制作 用。
    以购置资本品的货币为例，货币确保买卖双方之间的有效交易。货币使人诚实。如果我要买别人卖的产品与服务，我就必须有钱。我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获得金钱的唯 一方式是生产别人愿意花钱购买的产品与服务。因此我获得别人生产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取决于我生产别人愿意购买的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通过 为他人服务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提出，这样一种秩序叫做“交换秩序”（catallaxy），其出处为古 希腊语里的“Katallatein”一词，后者意味着相互交换、为社会或共同体所接纳并因此而化敌为友(哈耶克，2000，189)。中国古代哲人孟子 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里提出“通功易事”的理念。_所谓“通功易事”，是指“交换”。孟子所强调的是要通过交换剩余的粟和剩余的布，可以互通有无；用 多余的物品（“羡”）换取和补充不足的物品，可达致交换者各自处境的改善。这种改善就是当今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帕累托改进”。
    资本自由的功利正当性，可以从资本自由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进行论证。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化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维护经济的自由度，首要的条件 就是要保障民众的私人产权。资本自由和私人产权是经济繁荣的保障。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是从无到 有，但是并不完善。资本自由程度仍然很低。
    资本自由有助于实现有限政府、法治和财产权保障。缩小政府的活动和干预范围，限制政府可以动用资源的自由裁量权，促进公平竞争，减少政府支出，减少税收， 为纳税人省钱。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尤其是资本自由，而不是通过在资本市场大有为来销蚀公民的资本自由。反过来，资本自由的发展，有利于公民 个人能力的提高，增加市民社会的力量，形成对政府权力的必要限制。资本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也要求与之配套和相关的法治环境的发展，要求所有的交易都在法治 的约束之下，包括政府本身也必须遵循法治的逻辑。
    正如自由是免于强制一样，资本自由同样需要免于强制。资本自由，和经济自由一样，取决于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干预程度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程度。政府的干 预越少，对财产权的保护越有效，资本自由程度就越高。一旦政府对资本干预少，财产权得到保护，企业家就会有动力通过对资本的保有、获得和利用来获取回报， 从而带动经济持续增长。这正是这个意义上，德·索托(2005)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指出了财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六个效应，即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把分 散的信息引入一个体系，建立责任制度，使资产能够互换，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等。
    就像政教和政经必须分开一样，政金也必须分开。妨碍人们自由运用货币与资本的法律和政策必须废除。应该由市场决定什么应该是用于便利交换的等价物，由市场 来决定等价物（货币）的价值。限制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表面上可以使中国免受全球市场力量的冲击，实质上却导致资本资源错误配置和资本使用效率下降，反而使 中国蒙受其害。
四、为资本自由设置障碍的“借口”及其弊端
    在反对资本自由的“借口”和“理由”中，有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资本自由只是保护“资本家”的自由，资本自由促使“资本家”财产合法化，资本自由 促使“资本家剥夺”工人合法化。简而言之，资本自由给少数人带来福祉，而让大多数人遭受损害。其实，资本自由不仅仅与“资本家”有关，它与每个人都有关， 更不是“资本家”独有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
    谁是资本不自由的受益者，谁是资本自由的受益者？为什么不发达的国家只对权贵和富人有好处？在资本不自由的地方，穷人就很难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而富人则 容易得多。没有抵押物，难以得到抵押贷款，可供抵押的东西越多的人得到贷款越容易。由此可见，限制资本自由，富人和权势者受益，而穷人和普通人受损。在资 本自由不发达的社会，典当和“高利贷”几乎是从家族之外获得资本的唯一办法。夏洛克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中，典当物是一磅肉。以人肉为典当物是残 忍，但是不等于交易不公平。
    相反，资本自由大大地扩大的公司和创业者乃至普通个人的成功机会，扩大了经济自由乃至其他自由，对一个社会的繁荣也积极重要。资本自由恰恰不是只保护“资本家”的自由，而是给每个人都带来自由，无论是创业者，中小企业，工人，还是整个社会。
    资本自由对于个人的创业是极其重要的，对工人也是如此。工作的流动性增加了对资本自由的需求。没有资本自由，就业的自由就收到了极大的限制。受害者是那些 现在还是员工的雇员。资本自由首先对员工有好处，增加了员工对雇主的独立性。如果他们由于缺乏金融自由而创业艰难，他们只能在他们不喜欢的雇主下受气。